1997年3月，北京的 keep in touch 酒吧里，中国古筝演奏家王勇先生和美国布鲁斯吉他演奏家steve blailock 即兴演奏了一小时的蓝调音乐。两人就这样不紧不慢的把两件文化、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的乐器捏在了一起。这次现场的即兴录音被个人厂牌“有待唱片”以限量卡带的形式地下自主发行，名字就叫“蓝调古筝”，当年只有在“有待唱片店”才能买到。
蓝调音乐是爵士、摇滚的祖先，原本是美国早期黑奴在被奴役时用来抒发内心心情的音乐，在演唱和演奏时喜欢大量使用蓝调和弦，使得整个音乐听起来充满了压抑以及不协和的感觉，这种音乐听起来十分忧郁（在英文中，blue也代表忧郁）。蓝调音乐始于美国南部，是当时黑人奴隶在劳动闲暇时对自己生命不公的一种呐喊，以及表达思乡之情的音乐。音乐的节奏相对自由，多以切分、休止、符点等节奏为主，弱化掉规整的重拍，把重音落在中间的强拍上，产生摇摆的感觉。
早年，喜欢中国摇滚的人大多都知道王勇先生，作为曾经和崔健、唐朝一起开创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老炮儿，他在圈子里有个鲜明又有趣的身份，即弹古筝的人认为他是玩摇滚的，而在摇滚圈一提起王勇的名字，大家便知道说的是那位弹古筝的大帅哥。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做一种世界性音乐，摇滚和中国民族乐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做.......。”摇滚和古筝，就这样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声音。
虽然都是摇滚，中国的摇滚和西方摇滚在音乐上有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复杂的，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方摇滚里面有一种“布鲁斯”的传统。而这种“布鲁斯”的传统，又和摇滚与骨子里的“黑”有关系。骨子里包括了“黑人的痛苦”与“殖民的挣扎”有关系，这是和美国自身的历史和民权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摇滚里的“布鲁斯”传统，来源于黑人被压迫的痛苦，那种拉长的呼喊式的唱法，三连音空出中间一个音之后，形成摇摇晃晃的律动感，这些声音里蕴含着痛苦和欢乐。
而在中国，摇滚乐里没有“布鲁斯”的传统，它是一种音乐元素。
一份调查分析，以1986年－2000年为界限，选取了50首具有代表性和在时间跨度上较为全面的中国摇滚歌曲为研究对象。发现歌词中积极词汇出现率为47.2%，消极词汇出现率为52.8%，二者仅相差5.6%，可见在这一时间段，中国摇滚主要以消极和积极并存的矛盾情绪为主。
这个时间段里的中国摇滚代表乐队的乐手很大一部分来自演艺家庭，从小接受父母、亲戚的艺术熏陶，或者接受过专业的艺术培训。以王勇和崔健为例，王勇的父亲王世璜先生是当时筝乐领域的领头人，王勇自小在学院里长大。拥有天然的优势，自小就跟随各大名家学习古筝，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还曾留校做过老师。而作为部队大院的孩子，崔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说：“小时候觉得特幸福。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特高兴。老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自己没挨过饿，没吃过食堂。”
80年代，摇滚音乐刚刚从西方传播到中国，起初接触中国摇滚音乐的观众，大多是先进的知识青年 和在华的西方留学生。从社会阶层分布上来看，这些摇滚观众中的一部分大多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拥有良好的政治或经济背景，部分来自中产工人家庭，摇滚音乐主要盛行地区是北京和西安。可见这一阶段的摇滚观众主要来自大城市、家庭优渥的中上社会阶层的青年群体。
这种音乐形式在两个国度的生长环境、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完全不同，必然导致中国摇滚和西方摇滚产生巨大差异。
他们手下建构出来的音乐，是自小受到的音乐启蒙和生活对他们的影响，这个框架是他们在小时候就形成了。在后来的时代，延续了下来。中国摇滚中存在的“民俗”，比如红极一时的“西北风”，是他们在那个年代兴起的“寻根”热潮过程中，用他们最擅长的素材和方式来表达。
因而中国的摇滚和西方摇滚在根上是不同的。
这场演出里，两个生长在不同环境下的音乐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诞生的音乐，中国音乐和美国布鲁斯，王勇用特有的中国音律融合布鲁斯节奏，与吉他碰撞出萌芽时期的中国即兴音乐。
参考文献：
1、《中国“民谣－摇滚”中“青年主体”的流变》（1986—2013），王翔，上海大学。
2、《中国两代摇滚文化、群体与行动变迁》，栾青林，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总第141期。
3、《古筝艺术流行化现象与发展研究》，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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