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达斡尔族，莫日登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贵福，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汉文，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失去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顺应潮流，识大体，于1920年1月6日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呼伦贝尔志略》称他“志量豪迈，英风伟略， 冠绝一时”。1920年以后，他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以后，强调民族及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大批农民无节制地移入这一地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为防止匪患，减少当地驻军对牧区的扰乱，减轻苛捐杂税，他经常奔走于海拉尔与齐齐哈尔之间，为稳定这一地区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他又先后任蒙疆经略使顾问、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1928年，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出任会长。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引起了日方的注意。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 者”，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 ，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 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 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 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争辩。日本原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指责凌升不为日“ 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 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会议期间，即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 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 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生于1889年)，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事前驻防与满蒙边境)、，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 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字泽吾，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 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长春)，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 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 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 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年仅21岁、26岁)，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 、停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