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如此断言现象学：
“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41页）
“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同上）
但是，由于海德格尔所要揭示的“现象”不是任何一种存在者，而是“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或复又反过来沦入遮蔽状态的东西，或仅仅‘以伪装的方式’显现的东西”，即存在者的存在——因而现象学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就不再意味着描述直观中自行显现的东西，而在于通过一种方法，将自身本不显现的东西展示出来。对于他来说，这一方法就是“解释学”：
“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Hermeneutik〕。”（《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44页）
可是，现象学不是强调“直接性的把握”吗？“解释”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需要的是在恰当的时候进入解释学循环。这样一种在循环的过程中得到的把握，何以符合“直接性”的要求？海德格尔何以认定它乃是“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上面这句话交给胡塞尔，他可能会这样说：
“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直观。”
如此一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便各自拥有了两种具体的方法：直观与解释。这种差异，乃是来源于他们二人的“现象”是自行显现还是不自行显现之间的分殊。现在我们想反过来思考一下，这两种方法除了差异性之外，是否有着某种共通性？如果有的话，是否正是这种共通性决定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方法”？
虽然胡塞尔的“直观”和海德格尔的“解释”所要揭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重要的是它们都“揭示着”。或者说，直观与解释具有一个相同的基本结构：让……在自身中被展示。这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断语。因此我们可以说：“解释学就是现象学。”而现象学对于“直接性”的诉求也需要被重新界定：一方面是把握活动本身的直接性。直观体现了这种直接性。另一方面是把握活动的成就的直接性，即直击事情本身。这个意义上的“直接性”，直观与解释都具有。
播音：芦笛，字熙霖，号古木居士、草竹道人。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附中、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曾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迪卓依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光魔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对哲学、经济学、物理学、历史学、绘画、音乐、书法、视觉设计和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开发有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