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是一篇风格独特的人物传记。这是现存关于屈原最早的完整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的重要依据。
本文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其中又删去了屈原《怀沙》赋全文。这是现存关于屈原最早的完整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的重要依据。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虽然事迹简略，但文笔沉郁顿挫，咏叹反复，夹叙夹议，是一篇有特色的评传式散文。
《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一篇风格独特的人物传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的通史，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列传用以记帝王及诸侯以外的人的事迹。司马迁大约因为屈原、贾谊都是文学家，又都怀才不遇，遭受贬谪，贾谊写的《吊屈原赋》又引起他的感慨，因而将屈原、贾谊合写一传。秦朝以前的古书都没有记载屈原的生平事迹，《史记》这篇传记，是记载屈原生平事迹最早、最完整的文献。记叙了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休戚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的品德。作者为屈原立传，按时间顺序，以“任、疏、绌、迁、沉”为线索，处处围绕屈原的“志”写：第一部分以评介《离骚》“推其志”，第二部分以国家危难突出屈原“眷顾楚国，心系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改志篇”，第三部分以回答渔父让屈原抒发矢志不渝的信念。
和从《史记》中选入中学课本的其它几篇人物传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毛遂自荐》、《陈涉世家》）相比，本文的特色是：
选材上，《屈原列传》不具备曲折、生动、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文献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
写法上，记叙和议论相结合。全文四个部分都有“传”有“评”，因“传”而“评”，以“评”点“传”。议论方式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为评介式，第二部分为结语式，第三部分为陈述式，第四部分为比照式。
语言上，本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叙中有情、倾向鲜明；议中有情、直抒胸臆。作者运用对偶、对比、排比、反复、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
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
《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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