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念：文汇讲堂负责人

演讲嘉宾预告

4月25日  下午2:00-5:00

葛剑雄        《13亿中国人的来历》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常委）

5月16日  下午2:00-5:00

陈  兼      《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

5月23日  下午2:00-5:00

姜义华 《中华文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6月27日  下午2:00-5:00

苏智良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7月11日  下午2:00-5:00

熊月之   《全球化视野下的百年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

7月25日  下午2:00-5:00

王家范   《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


地点：威海路755号 上海报业大厦二楼报告厅（凭票入场） 
报名、话题网页：文汇网 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演讲前10天-5天接受实名制报名，额满为止） 
公众微信：文汇讲堂 东方讲坛 
音频：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寻）文汇讲堂2015】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林牧茵（友情主持）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林牧茵（友情主持）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林牧茵（友情主持）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媒体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李普曼思想研究、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关研究等。

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媒体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李普曼思想研究、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关研究等。

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媒体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李普曼思想研究、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关研究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1978年春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先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思想文化史等，主编的《上海通史》（15卷）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1年），担任“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文化-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研究”国家课题主持人。 

评论： 戴鞍钢
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上海史、晚清史、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晚清史》、《大变局下的民生》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项目，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中国图书奖”等全国及省部级奖项。 

主持：林牧茵 

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上海广播电视台《道•理》《新闻夜线》主持。 

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媒体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李普曼思想研究、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关研究等。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郁振华，冯契先生最后一批在读弟子之一，华东师大哲学系的现任主任

陈卫平，冯契先生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被弟子们尊为“大师兄”

杨国荣教授，冯契先生1982年招收的研究生，不仅是冯先生的诸暨同乡，而且是第一位跟着冯先生一口气读完硕士和博士的学生；

童世骏教授，冯契先生1982年招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向的研究生，杨国荣教授的本科同班同学，研究生同宿舍同学；但是他在周五接到了上级通知，不得不离场。他向所有与会的嘉宾和听友表示抱歉。

#谢氏社会学三原理：从柏拉图到邓肯

#对当代命题的关注：密大、北大到普林斯顿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学生到美国警界的顶级专家，一个华人是如何在美国社会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获得他人的尊重的？李昌钰博士讲述了在青年时代赴美求学与工作过程中碰到的种种艰辛与挑战。他说：“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人生一定要有信念。人生的运气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坚守理想。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要不断学习。”

 丘成桐,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华裔数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982年，34岁的他获得了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他成功地把微分几何与偏微分方程的技巧与理论结合在一起，解决了许多著名的猜想，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复几何、代数几何以及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都有诸多贡献。丘成桐是至今惟一一位荣获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

 丘成桐教授十分关注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并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自1979年应华罗庚教授邀请回国访问与讲学以来，他通过培养人才、成立研究所和捐款等形式，支持和促进我国的数学研究。

 他还创办了多个数学研究机构。199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了数学所，并任所长；1996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在北京建立了晨兴数学中心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年，支持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浙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迄今为止，丘成桐共为三大研究机构募集资金1.5亿元人民币，他个人累计捐款达300万美元。

在全球时代，莎士比亚的传播对我们有何启示呢？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八个字永远不会过时。这段《哈姆雷特》电影的现代版改编就能说明，只要创新手法，哪怕改编成现代版都很有意义，莎士比亚就隐形在我们身边，每天都读着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微博。

张冲指出，全球产业、台词魅力、永恒问题、留白传承使他“不属一时，却归永远”

为何莎士比亚这位在英国小岛上产生的剧作家可以走过400年，还能继续往下走？我今天解读的视角是《经典永恒：全球-本土的莎士比亚》。“全球-本土”是合成词Glocal，我翻成全球-本土的。

（）丰富而热闹的全球“莎士比亚热”：

每7分钟就会有一篇《哈姆雷特》论文产生

喻荣军

国家一级编剧、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

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总监

“Shakespeare is fun”，这是张冲每年开设莎士比亚专题课时，和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从1987年留任南京大学英语系，到2004年转职至复旦外文学院，他从未停授过两门课，一门是莎士比亚，另一门是翻译。

作为中国莎士比亚协会副会长，张冲自1996年起至今连续参加每五年一次的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并于2001和2006年担任专题组召集人。去年9月，因承接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演出中文版翻译项目，他应邀至伦敦，整整两周从早到晚观看《亨利五世》的排演。

国内外的莎学见闻时刻丰富刷新着张冲的思考，“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可改编度”，张冲在莎学的“变形记”中捕捉和传递着时代的追问和情感。

• 杨燕迪：《海顿：不断成长但永不衰老的大师》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上外喀麦隆在读博士生玛丽提问

4月23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刘鸿武与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曾驻非洲四国近十年的贺萌做客第99期文汇讲堂，就《2063年的非洲与现在的中国》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原主任舒运国担任点评嘉宾。

舒运国对听众所提及的各领域“实在”问题给予高度评价

面对两种文化的“嘶哑”和眼泪

#15年间的寻觅和回归路

2000年，千禧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年。

张双南正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常去哈佛等高校开讲座，这位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博士毕业的华裔科学家所到之处极受追捧。1998年前的六年在美国NASA工作期间，他于1994年发现一个重要的黑洞，1997年提出了目前广为使用的测量黑洞自转的方法。

这一年10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发育神经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鲁白不仅祝贺导师保罗-格林格德教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也为自己不负导师期望而自豪。他的独立实验室，开创了“神经营养因子调控突触可塑性的全新领域”，成果刊发《自然》杂志后，引发轰动。

此时的季卫东，正在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前一年，他出版了《法治秩序的建构》，这本书中提出的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主义”主张，既修正了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又对现代法和后现代学说有了批判性研究，在国际法学界引人瞩目。

#今天“两种文化”的冲突与选择

对于浸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的中国学者们，哪位的内心不含有这样嘶哑的歌唱和含泪的期待呢？音乐学家杨燕迪用文字和演讲作为工作之外的布道，希望国人能感受音乐中的人文信仰和归依；新晋长江学者、知识论专家郁振华潜心于在“形上智慧”的表达和“默会知识”的解读，为沟通古今中西的师承注入新的活力；元史专家姚大力穿越蒙元制度透析中原与边疆的疏密离合，追溯人性大同的指归；18年前在旧金山写下“我把一张海湾地图塞进布包/接着便听见海妖在海那边歌唱”诗作的数论专家蔡天新，写着游记拍着照片攻克着世界数学难题“华林问题”、提出原创性的“阴阳方程”；而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系统研究方向的创始人，张峥在上纽大专研“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位曾经的复旦跳级生疾呼“越学越觉得很多要学习。”

这样的一群人文和科学领域领军学者，今天聚首讲堂100期，直面“两种文化”的冲突。

    郁振华

    人文学术则不同。它无法绕开第一人称“我”这个参与者、行动者来观照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其目标是要把握意义世界，而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价值。所以，价值、目的、意义、理想这些范畴是人文学术的核心关切。人文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强调体验、移情、诠释等，试图在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中，阐明意义，创造价值。

这是两套不同的视角、目标和工作程序，从中发展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要警惕的是，在19世纪出现了科学崇拜思潮———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认为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从自然到社会、从宇宙到人生的一切问题。其实，自然主义能解决事实问题，却不能解决规范问题，无法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文研究若摆不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只讲“成人”，不讲“成物”，就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的偏向。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环境问题，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之一。

    总之，我们拥有两套探究方式，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从中发展出的两种精神，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值得大力发扬。但由此衍生出的两种偏差，即科学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2016年3月，纽约。傅崐成用英文做有关南海的演讲。200多听众中，有来自联合国和联邦政府的官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有专程从哈佛赶来的学者。《中国海洋法学评论》主编、厦大南海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让听者有几分好奇和挑战。“南海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汉代开始就有居民活动。”“南海的U形线在1947年即已公布。”这些“常识”刷新了不少美国精英的认知，固有的质疑在一场场互动中逐渐松动、消融。而国际会议之余进行南海的国际巡讲和媒体采访几乎成了傅崐成今年的一种常态。3月，在洛杉矶、纽约、华盛顿，一场英文、一场中文；5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渥太华、魁北克，在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乌特列支大学；6月，在海牙的莱顿大学……

回到国内，各类研讨会和演讲更是密集。仿佛孔子55岁后开始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主张，65岁的海洋法专家傅崐成也开始成为一个“东西南北中”人，为了宣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效性，为了守护中国在南海的应有权益。而这离他立下的“为国储才”之志已经过去整整30年，离他起草《领海及邻街区法》和《经济海域及大陆架礁层法》而被誉为“台湾海洋立法之父”也近20年。

《命运交响曲》之后，“英雄”暮年抵达孤岛

“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捷克作家昆德拉《帷幕》

与许多研究音乐的人不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很多年前便开始关注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私下偏爱德奥音乐的他，对一曲《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念念不忘——略显悲沉的小调一路推进，嘈嘈哀愁；倏尔，大调跳跃登场。漫步星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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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交响曲》之后，“英雄”暮年抵达孤岛

“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捷克作家昆德拉《帷幕》

与许多研究音乐的人不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很多年前便开始关注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私下偏爱德奥音乐的他，对一曲《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念念不忘——略显悲沉的小调一路推进，嘈嘈哀愁；倏尔，大调跳跃登场。漫步星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音频来源于中秋节当晚大隐书局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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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郑时龄、吴建中：永远的挑战者，从世博到全球城市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和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1994年在市委党校成为同学后，两位相差15岁的忘年交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点：都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第一届硕士，都在1980年代赴西方访学或留学，均在业界的国际组织或他国拥有职务。专业的深度和全球的视野使得两位在自己的故乡和世博团队共同向世界发出邀约——给我们一个机会，还给你一个惊奇。如今，后世博时代，这份惊奇又延伸为“上海2040全球城市的规划”，前者作为核心专家之一侧重城市规划等硬件，后者作为智库专家聚焦城市创新等软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每届世博会的主题都带着挑战，而挑战背后蕴含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城市以未来式激发着郑时龄、吴建中及其团队的更多激情、智慧。

每年清晨，吴建中会雷打不动地朗读10分钟英语或日语，每月阅读1-2本新书，每年主编或撰写1-2本新著；而郑时龄依然每学年给本科生高年级上着他1990年代首创的《建筑批评》课程，案例却总是最新的。刚过去的9月，曾经同是世博讲师团的他们，一个刚在政协做海派文化的阐释，一个刚在城规馆做“上海2040”专题演讲。一位哲人曾说，“更好是好的敌人。”他们的满头银发和敏捷思维就是个人和上海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注脚。

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大家是否还记得几年巴黎时尚品牌的掌门人曾经说过一段话，说该公司在巴黎新开张的新酒店将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游客。后来他为这句话道了歉，说这句话被人误读了，说一车一车的中国游客，而不是指所有的中国游客，这句不该说的话是否该引起我们深思，“中国人怎么了”？

    希望通过节俭和创新让我们达成自己心中的目标。我不知道两位年轻的嘉宾有什么感受，因为对于一座城市的未来来直说，年轻人太重要了，年轻人就是城市的未来，你们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听了我们今天的主旨演讲之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于井子你的想法是什么。

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博士）

于井子（普陀人民医院护士长 杰出志愿者代表）

主持人：林牧茵（上海电视台《道·理》、《新闻夜线》主持）

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博士）

于井子（普陀人民医院护士长 杰出志愿者代表）

城市的细胞就是每一个人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师王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城市发展中应当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吴建中：对人来说，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城市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细胞；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向上，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充满活力。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
 城市减法可以从生态出行做起

研究人员邵健明：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做些“减法”？比如在上海提倡市民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减少轿车的使用，这是否与节制的内涵有关？
吴建中：Resource Sharing，即“资源共享”，我将它翻译成“资源共减”，因为资源共享的同时就是资源消耗的减少。例如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轿车数量与车位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体现了一种节制的价值观。现在，我们也提倡生态出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节制的目标。
 书院和博物馆可以承担同样功能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书院教师高阳：今年8月，浦江书院很荣幸地被闵行区政府评为市民文化修身基地，这让我们意识到，市民修身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应当肩负的重要责任。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时提到“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请问郑院士，现代书院和传统书院与市民修身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有机结合？现代书院与市民修身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郑时龄：文化自信我觉得非常重要。过去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纽约，现在的上海就是上海，拥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曾经有段时间，上海许多大型项目都要求国际招标，甚至拒绝中国建筑师的参与。而这次世博会，我就主张让中国建筑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慢慢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我认为，书院与大型博物馆、学校，只是服务范围上的差异。我们应当自信，因为我们也在创建精神文明与城市文明，为建设全球城市而努力贡献。
 下一轮产业革命中中国将主导生态之美

千禧年前，知天命年的郭小凌埋头翻译汤因比1972年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在《为什么研究历史》一节中有一句话：英语“FACT”（事实）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就是“做或演示出来的东西”，只有历史学家光顾事实时，事实才会说话。2009年和2016年，郭小凌再次受邀请翻译《历史研究》，这次是英国中学历史老师萨默维尔改编的节略本上下册。如同8世纪唐太宗所言“读史知兴替”，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哲学家之一汤因比以文明论视角，从1934年至1961年出版了12卷《历史研究》，为时代“解释历史、预见未来”。作为多次的译者和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史学史专家，郭小凌以40余年的长度学习历史、解读历史；2005年兼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后，又从另一维度实践了“博物馆展示历史智慧”的新使命，从小热爱数理化的他，几乎是终身与“事实”（FACT）为伴，乐此不彼。

1、如何理解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看法的转变？

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从历史和哲学的复合视野评价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以及其为后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现场提问火爆。
讲堂微信奉上现场互动与点评精编，以便读者先睹为快！主讲和对话将在下周的演讲精华版中与大家分享。

演讲经讲堂整理编辑后分享与广大听友，同嘉宾们一起，感受智人遗产。

“挑战-应战”理论可资解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事业汤因比贯穿文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挑战应战理论，实际体现的是外因和内因的互动关系。挑战是外因，是引起变化的条件；应战是内因，是挑战引起变化的依据。他用圣经中夏娃遇到毒蛇的挑战来形容这种因外来因素的刺激改变自身固有的完美状态，引起新的社会创造。
在他看来，文明起源来自打击、压力、不幸等外因的刺激，更多地是若干刺激混合而生的挑战。无论应对挑战成功与否，均与遇到挑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杰出人物有关。他们是训练与带领缺乏自觉意识的民众去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但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取得胜利成为统治者后，容易沉溺于胜利之中，贪图享乐，丧失进取心，而失去领袖的魅力，导致精英与民众脱离。当民众对日益腐败失去创造力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时，原有的社会和谐开始解体，文明也开始衰败。如果衰败的挑战没有杰出人物的复出与应对，文明就可能在内外无产者的夹击中彻底解体。
我们看到，由于汤因比的这套解释覆盖任何一个文明的变迁过程，因此它就有了应用意义。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看做是一百多年受到打击、压力和不幸的刺激而引起的回应。复兴一词最恰当不过地说明这些打击、压力和不幸对中华民族的心灵刺激。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个不断延续的原初文明，虽经治乱兴替的一次次挑战，却均能凤凰涅槃、浴火再生，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的理论为我们看待自身历史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李宏图：我给郭老师演讲的一句话点评是：在一个史学演进过程当中，在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将汤因比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价值作了提炼，便于我们今后深入阅读。

陈恒：我的感想是，郭老师用“两头不讨好”精准定位了汤因比的永恒意义。其实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人物，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也许更大。汤因比通过历史来表达情怀与寄托是一般做个案研究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命运，这一点恰恰被多数人所忽略。对于《历史研究》一书的沉浮，无论1930年代媒体的追捧，还是 1980年代学术界的重视，关键在于汤因比所具备的问题意识式的解释模式，这与学术意识式的考据模式形成了冲突。比如，尼采于1872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就遭到其同行古典学家的强力批判：他们一定要把尼采赶出古典学界，从而造就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可见解释派和考据派之争已非新鲜事物，今天再论汤因比的价值和意义也恰恰在于他的解释，而不在于他的考证。

江怡在复旦哲院演讲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变化——“在不可言说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但是，在常人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异常难懂：一方面，他对原有哲学认识世界方式的彻底改变，使得他的思想和我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有了巨大差距；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团，不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而对他思想的理解则是一个无穷的诱惑，永远吸引着对未知有探索欲的学人和学子。10月26日，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华诞庆典系列活动的压轴讲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以《维特根斯坦传奇：语言如何为理性奠基》为题，面对慕名而来、座无虚席的听众，开场以这样的话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思考：“我们能够读懂维特根斯坦书中的每一个字，但却无法理解他在书中的每一句话的意思。”

人类为何会说不同的语言，《圣经》里有个著名的“巴比伦通天塔”故事：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类联合起来想搭建通向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这一计划，上帝施法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的思想不能互相沟通。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它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历史血缘。众所周知，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语言哲学。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正是造成这场“语言转向”的第一人，也是促成语言哲学出场并为分析哲学做出奠基的重要代表。

就此现象，文汇报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中展开主题演讲。讲堂特邀请该期主持、媒体资深时事评论员、

音频来源于：中国正在说，违者必究

音频来源于：中国正在说，违者必究

特朗普承诺减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汽车企业管理层人员张大勇：我有几位在美国就读的同学认为，若特朗普上台，首先会进行减税，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而若希拉里执政，则还是会保持以前的政策。面对美国目前的衰落状况，如果进行一些变化，有助于美国重新振兴。因此，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请问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郑永年：我个人比较认同该观点。希拉里完全代表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她若当选，美国还将继续衰落。虽然，特朗普的当选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给美国带来变革的希望。关于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维持运作，那么这些开支应从何处获取？应该减谁的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是一个较大的政治体，政府收入减少，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功能的运作。因此，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实施，还有待观察。

黄仁伟：减税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GDP的总量了。每年30%至40%的财政资金需支付债务的利息，资金非常紧张。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坚决反对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美国又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军费，还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以来，美国联邦债务又增加了一倍。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所以，特朗普口头说减税是容易的，但真正实行却是不容易的。

政权合法性：业绩是最重要的评价因素

上海高校政治学专业学生许明：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历史性。又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自于民主，是一种人民的授权。也有人说一个政权合法性来自经济的绩效，评价一个政体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郑永年：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理论，还是法理或是选票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评价因素都不是单一的，而且不同时期的评价标准也不相同。以中国历史为例，对开国皇帝而言，肯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继任的皇帝，则是业绩最为重要。同样，在民主时代，选票比较重要；在中东国家，宗教信仰比较重要。每个政权的合法性需要考察多种资源，不同时代需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进行调整。关于西方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其所谓的人民赋权难道仅仅意味着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吗？

任何时候，评价任何政体，经济业绩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好，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能有较好的生活；但若发生经济危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都会产生麻烦。因此，我认为，业绩比其他的资源更重要。但是，过于民主也可能会产生问题。过去，希特勒为何会当选德国元首？因为当时的民主无法解决百姓的生机问题，导致极右派势力的掌权。所以，业绩是最为重要的评价因素。仅仅是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人民得到了授权，应当设计一种能够真正挑选人才的机制。

雅典时期，亚里士多德也分析了民主的多种形式 

中学历史老师王葆瑜：西方民主的源头应该在雅典，因为雅典的民主——一人一票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他以死捍卫了他信仰的民主。他死后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继续论述民主的形成和过程。现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也是一人一票所致。人类为民主奋斗了千年，才有了近代几百年的成果。这是否是历史的循环？如何借古思今？

黄仁伟：雅典政治的民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奴隶没有投票权、平民也没有发言权，只有贵族才有充分的发言权。看看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辩论，我觉得民主是被神话了，说得太美好了。在美国就是政治正确，你只要讲民主、自由、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对的，你只要不讲这个就是错的。事实上，美国自己在不断地违反自己说的那一套。雅典民主只是一个后来人对它的总结，并不是当时的事实。

郑永年：我补充一下，你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已经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权是最好的，所以提出“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更重要，他总结了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体，有一人统治、多人统治、寡头、民主、共和，他也在寻求一种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一人一票的民主是非常近代，甚至当代的概念，始于1970年代。学者应该像古希腊一样探讨什么样的政体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没有最好而是更好的一个体制，这需要你有开放的心态。西方的错误是，总认为他们这个民主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不求进步。一旦认为你是最好的，就会像中国清朝一样进入衰落。还是邓小平先生说的思想解放最重要。

当今的政党划分须警惕种族主义的渗透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研究生何浏阳:过去西方的政治以左右作为政党划分的轴线，但最近从欧洲、美国的政治形势看，左右分化的政党轴线似乎已经改变，过去左右分化以是否支持国家的管制和干预为标准。但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阶层的白人男性，那么，政党划分的新轴线是什么？

郑永年：左右是怎么来的？西方的左右就是阶级左右，最早出现左右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壮大后左右也以此区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此前布莱尔首相之所以要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要超越左右。我们担心，左右的划分是否会包含种族因素？在德国、法国，右派政党都有种族主义思想；更为危险的是，不少非西方国家，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政党、华人政党以及印度、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都在显露这种倾向，但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必然会走向冲突的边缘。

黄仁伟：此次美国大选存在左右的划分，左的反对派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桑德斯身上。他对现状不满，他的观点是富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右的反对派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川普上，他的观点是移民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赶走移民，这是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桑德斯在党内就落选了，于是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代表下层民众，而希拉里代表上层，左右在这里又混淆了。

超额利润在全世界流动，西方福利制度遇困

大学教师王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资产阶级生意人的共和国”。特朗普的当选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原理解释“特朗普现象”？

黄仁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政党代表某个阶级，是这种关系的集中表现。过去财富在一个国家内分配，因此阶级也在国家内划分，现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配，是如今许多国家矛盾的根源，这是一个新现象，而财富的世界性流动同国内某个阶级关系不大。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超额利润都是向西方流动的，超额利润可以养活工人阶级，因此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西方的稳定。但如今西方获得的超额利润明显减少了，因此西方就出现了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现象，比如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福利制度难以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

上周五，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题中，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主持，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主讲，就《人民币入篮后和维护货币主权》做了深入探讨。现特邀郑若麟撰写主持感言，并整编现场演讲和互动内容，以飨听友。

音频来源于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违者必究

对于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侧所致。朱民总裁刚才提到美国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也存在许多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问题，这与我认识的中国经济比较接近，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比较稳定，且持续不变。而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V”与“L”）的说法。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V”字型是指潜在增长率的回归。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为何不是“V”字型？

我们过去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短期与中长期的两个“L”型增长轨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不是“V”字型的。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这是供给侧的原因导致的，而供给侧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不可逆转的人口红利2017年后消失，密集型产业将会回撤

中国15岁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峰值，自此之后转为负增长，是绝对减少的状态。当然，以15岁至59岁年龄段作为计算劳动力人口的指标，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20岁之前还有许多人正在读书，并未就业。真正决定劳动力人口的指标称为经济活动人口，以劳动参与率进行参照。而经济活动人口指标，在2017年达到峰值，明年之后，将进入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是定局。过去很多人批评我，认为我过分强调了人口、劳动力等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远不止这些。

我们以单位劳动成本指标反映劳动力供给，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若劳动生产率能够随之一起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提高的速度了，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不断提高。

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发达制造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本国的制造业往回撤。事实上，也有一些国家确实这么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比较其他因素，例如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那些国家很可能会替代我们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

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求学、教学40余年在西方的亲身体验主讲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并做精彩互动。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与听友共同分享这位“混沌理论”专家的心得。

第一次讲中国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被问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题目：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

我们现在在编的2040上海总体规划，确定了2040的目标愿景，我们的目标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对城市的性质是这么确定的，我们是卓越的全球城市，还不是一般的全球城市，我们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什么是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今天我就谈这个问题。

    全球城市它一定是一个经济的中心，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它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城市如果打了喷嚏，可能全球很多城市都要感冒。它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的作用，是世界级经济的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全球城市经济的总部。

    全球城市也是世界级国际组织、地区和国际机构的集聚城市，它是参与了全球的治理，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

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音频来源版权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增加G20领导人会面次数，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G7或许可以改进，广邀世界各个组织参与

G20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和世界有重要关联

落实G20共识，可建立全球网络推动问责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时间：2015年9月27日（周日）

地点：威海路755号上海报业大厦2楼报告厅

主题：《中美关系的此刻和彼刻》
主讲嘉宾：苏格 大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苏格：忠诚可以这样写

2010年10月，深受美国金融危机之害并濒临破产的冰岛在寒意中感受到了温暖。中国率先签下5亿美元当量的货币互换，并言可延至三年归还，语惊四座，北欧四国随即效仿合签了6.14亿，这11.14亿美元一下子止跌了冰岛克朗。冰岛总理在国会发表演讲，声泪俱下：“在我们举目无亲时，是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会场将掌声献给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大使——苏格。

以“货币互换”方式表达发展中穷国对落难富国的援助，无疑是以胆识完成了一次外交史上的创新，不久，中冰又签订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自贸区协定。苏格，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国责任书写了新世纪外交官的忠诚。

为何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广受欢迎

解决世界难题：破解贫穷和贫富悬殊，关键在全球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性话题。它要解决的是世界性的难题和中国发展的难题，什么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像阿拉伯地区出现了叙利亚内战；发达国家出现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发展中国家的乱象根源在于贫穷，发达国家的乱象根源在于贫富差距过大。

11月16日，丝路国际银行（Silk Road International Bank，“SRIB”）在吉布提正式宣布成立

怎么消除这两个贫，这个贫富不均的源头在哪里，全球化主要的是海上的全球化，凡是离海洋越远的城市和国家，经济越落后，70%的世界产出来自于沿海地区一百公里的地带，只有帮助陆地和海洋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够消除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是贸易，更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互联网，看看21世纪的互联网的地图，整个世界的互联网都被美国控制，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1个在日本1个在英国，却没有一个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海底的光缆都是通向美国，全世界大量依附于美国， 每个人发的电子邮件都需要到美国转一圈，才能到对面去，这样怎么可能摆脱贫穷落后，怎么可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所以今天要通，通达天下，互通有无，中国人正在修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海底光缆，使它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当然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发展难题，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买不起中国制造的产品，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出口下滑的局面。

太平洋地区光缆示意图

分享中国优质产能：整合欧亚大陆，平衡海陆发展

来源|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

主题：《中美关系的此刻和彼刻》
主讲嘉宾：苏格 大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导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用在时间的维度里一样成立。在主讲的上半部，学者大使，如今是“外交第一智库掌门人”苏格院长，回溯了中美建交的源动力，就是当时的苏联的压力。并且披露了会谈的细节，让人了解元首会晤的微妙，使得中美关系有了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对国际关系的判断，还原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一个不变的原则是：国家利益最大化。

如何解读习奥会的亮点？苏格院长在下半部的演讲中，突出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有所不同，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让美国调整了战略重返亚太。而对中国的负面声音也比较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出访，苏格认为首要是增信释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创造未来。而作为定调的元首会晤，“白宫散步”这样的温馨方式能起到“战略交底”作用，是延续之前的安纳伯格庄园交流，中国的瀛台夜话同样效果。而闭门的战略交谈则是非常严肃的谈判。苏格也解读了49条成果清单中的变化。最后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必选之路。

2014年，文汇讲堂里“大家”携手大家，理性融入世界，以开阔视野与责任感关注时代与生活，国内与国际；以哲学季、文学季等演讲季另辟沪上讲座新生态，顺应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主动探索，一路探寻，一路收获。

2015年，文汇讲堂和大家有个约会，再度扬帆起航。3月14日，第87期文汇讲堂《“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李向阳专场开讲，3月4日起启动报名。为何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依托？为何说这个新型区域合作体不同于以往的自贸区和关税同盟？为何说“一带一路”是东方智慧向人类文明作贡献的历史机遇？一切问题，且待2008年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讲课、2015年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作《中国周边环境与“一带一路”》专题辅导报告的李向阳院长来解答！

威海路755号上海报业大厦二楼报告厅

（凭票入场）

【主讲嘉宾】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对话嘉宾】夏立平（同济大学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报名方式】网站报名（额满为止）

2015-03-04至2015-03-10，到文汇讲堂官网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点击“我要参加”即可报名，未注册者需先注册后填写报名表。

【报名注意事项】1，在填写报名信息时，请大家务必填清填细地址、邮编、手机等，确保真实有效，以免入场门票邮寄不到，工作人员无法及时与您沟通

2，明确报名成功，但截至3月13日（周五）还未收到门票者，请邮件联系wenhuijiangtang@163.com或whjt@whb.cn。讲座凭票入场，无门票者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嘉宾介绍】李向阳现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副会长。1979-1983年就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1988年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荷兰蒂尔堡大学进修。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是国务院特贴获得者（1999年），中宣部“四个一批”项目人选（2009年），中组部“万人计划”项目人选（2013年），曾于2008年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讲课。夏立平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法学硕士。兼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入库专家、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中国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市台湾工作办公室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国际友好联络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等。全球治理、中国对外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核军备控制等。1989年至1996年担任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教授、波恩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客座研究员、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欧盟项目客座研究员、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美国宾州大学访问教授等。出版专著有《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中国和平崛起》等。多次主持和完成国家和上海市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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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的感情，怎样的关系，“搬不走的邻国”是永远的事实。

2017年，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一方面，被学者形容为阴霾密布的中日关系没有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折点，而安倍连续赢得国政选举的胜利使得日本右翼势力节节得势，“统一防卫战略”正在强硬出台，从东海、南海、台海搅局直指中国；另一方面，过往一年中国有700万人次访日，接近访日人口的30%，尽管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仍徘徊在历史最低水平，但已出现止跌回升迹象，中日贸易受全球经济减速拖累，但降幅明显收窄，2.3万家在华日资企业中，60.4%盈利，15.9%持平，日本财界对中国市场依然寄以厚望……

中日关系持续僵冷的历史心理逻辑何在？特朗普执政下中日关系变数多大？中国学者如何在战略上做好不变应万变？中日如何在逆境中营造民间交流，逆水行舟迎来曾有的蜜月期？

上周末，这些政治和国际时局的名词，以变化的前后组合，一年一度，成为了上海日本学会“2016年日本政经形势研讨会”的主题。话题沉重如又来袭的雾霾，却又凝聚着上海学界的日本问题研究、日语教学学者、媒体们开启自己的责任和理性，逆境中求索，如该会老会长、资深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俞彭年所言：中日关系恶化无可避免；但这种关系会结束，邦交正常化后曾出现过的蜜月会重现；要有信心！

文化心理的割裂：百年东亚盟主，低不下承认中国强大的头（俞彭年）

在2016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天皇奖“的俞彭年教授，是上海学界受人尊重的日本问题专家。1937年出生日本的俞彭年，在1953年响应了周恩来号召回国工作至今，曾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在研讨会上，这位深谙日本文化的老会长坦言：“要让有100多年优越感的日本承认崛起的中国是大国和强国，目前很难，但这是大势所趋，这将有个磨合期，这对日本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基于此，俞彭年认为，中日关系恶化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转机是在中美真正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或许会承认强大中国是邻居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场景犹如当年邦交正常化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在和中国接触，日本随后很快从心底里承认了“新中国”。

特邀嘉宾、市政府外办前主任俞彭年

俞彭年分析，中日能进入了邦交正常化第45个年头，是因为日本当年接受了新中国。现在对于“中国是大国，并朝强国和负责任大国走”的现状，是理智上接受、情感上不接受，因此要和美国一起和中国“闹”。

这和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度密切相关。俞彭年回顾，1862年，日本幕府曾派一支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如很多历史学家曾描述，“日本对中华文明感到了幻灭”。明治维新时的“脱亚入欧”，其中的“亚”，也就是他曾崇拜的中华文明，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日俄战争日本胜出，更滋长了日本自大之心，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是东亚的盟主。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但日本认为，自己是败给了美国人，中国人是分得了美国的胜利果实，心里仍然看不起中国；进入21世纪，日本认为，过去愚昧的中国不过是成了暴发户。而中国2009年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让他接受不了。而第一个十年后，美国的“亚太政策”让日本右翼感到东风再现，期望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眼下，特朗普即将执政，日本有舆论判断，如果美国对外政策后缩，给日本独立自主权，中日美三国间，可以有一场“三国演义”，而自诩甚高的日本认为，自己有强大的国力，可和美国、中国平起平坐。

日本幕府曾派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

由此，俞彭年分析，中日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借用经济学的描述，这是一种新常态。因为，日本无法摆脱100多年来形成的优越感。但中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怎样情形下日本会接受这个即将的不争现实呢？“只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正成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新常态。日本会被迫接受中国的强大。”

见证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蜜月期的俞彭年同时坚信，周恩来等前辈营造的中日友好外交氛围弥足珍贵，对于关系的好转“要有信心。”

在英留学生包汤旎：讲堂的长篇采访稿中提到，您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吃蛇肉让你感到很惊讶。在这么多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之后，现在您对中国有怎样的感受？
柯顿：很多年前我看到中国人吃蛇肉，这确实令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异乡人。但现在我再来中国，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一，因为我来自于多伦多，同上海一样，多伦多也是一座向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居住生活。多伦多的文化、艺术各个方面也和中国有相像的地方。第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喜爱中国，现在中文已经是加拿大人的第三大语言了。我的女儿和家人也在学习中文，我很喜欢中文这门独特的语言。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对我而言是另一个故乡。
当然，中国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上海的交通比较拥堵，北京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但是习主席很重视生态文明，所以我相信这一切在不久之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G20让世界看到

中国不是“挑战者”而是“建设者”

点评嘉宾■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重视G20平台的对话。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一个规则接受这变成一个参与制定规则的合作伙伴，这种转变来之不易。如何让世界相信中国不是一个规则的挑战者，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对抗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建设者，这是关键所在。今年中国举办杭州峰会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方案。另一方面，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具有非凡意义。

郑永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2015年11月20日，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大会演讲环节，在蓝普顿、马丁·雅克、库恩、李君如之后的郑永年登台，他说：我要改变演讲主题，谈谈学习。这节12分钟即兴演讲赢得热烈掌声，文汇讲堂微信将此编辑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为了成功而非失败》。在随后的集体采访中，郑永年除了强调学习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外，也揶揄了欧美的学习态度，“结构性陷阱使得他们只能学习‘不学习’。”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人郑永年的学习成果也有目共睹，从民族主义、中央与地方关系、土地分配制度到互联网技术、内部多元主义等等事关中国改革的进程，均有见解和见识。2016年更新了50%再版的《中国模式》一书中，他把2010年第一版副题“经验与困局”调整为“经验与挑战”，然而，“经验”始终不变，基于国情调查、总结而得出的经验，是郑永年的方法论基石，也是这位随中国改革开放共成长、伴全球化潮流共思考的学者的学习成果——西方理论是西方产物，解释中国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多伦多大学整理制作的G20峰会监督报告让成员国都意识到了履行承诺的重要性，这个独立机构推动着G20朝前高效而行。”2012年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对媒体如是说。他所提到的“独立机构”就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约翰·柯顿所创立的G20研究中心。柯顿的G20研究不仅被业界公认，其翔实而权威的数据也常常被默克尔等元首所引用。除了创办G20研究中心，柯顿同时也是G7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负责人、全球卫生外交项目主任。从当年受到约瑟夫·奈启蒙的怀抱政治学理想的学子，到全球治理领域的贡献者，年近古稀的柯顿教授已呵护全球最权威的G7研究中心近30年。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的柯顿曾引用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名言表达志向，即“对未知的求索是人类最大的财富”。这条求索之路，他一走就是四十余年。

宗教是研究世界政治、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当年基辛格的一本《论中国》因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而引发人们的共识，基辛格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和政客，正是从中国人思维模式出发成功地分析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战略和决策机制。同样的，不对世界宗教有基础的认识亦不能做出对世界政治的有效判断。德国的移民问题、苏格兰的脱英举动背后都有着深切的宗教原因。在卓新平看来，认识宗教历史发展，才能认清国际政治，认识宗教才能从宗教的本质出发寻求民族宗教的稳定发展。

在英留学生包汤旎：讲堂的长篇采访稿中提到，您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吃蛇肉让你感到很惊讶。在这么多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之后，现在您对中国有怎样的感受？
柯顿：很多年前我看到中国人吃蛇肉，这确实令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异乡人。但现在我再来中国，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一，因为我来自于多伦多，同上海一样，多伦多也是一座向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居住生活。多伦多的文化、艺术各个方面也和中国有相像的地方。第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喜爱中国，现在中文已经是加拿大人的第三大语言了。我的女儿和家人也在学习中文，我很喜欢中文这门独特的语言。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对我而言是另一个故乡。
当然，中国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上海的交通比较拥堵，北京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但是习主席很重视生态文明，所以我相信这一切在不久之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土耳其、德国、印度、秘鲁……今年，张宇燕很多时间都在空中飞，他笑称皮夹里的航空公司的白金卡越来越多，从西半球到东半球，从高纬度到低维度，这些飞行伴随着南海争端、脱欧影响、全球治理等热点话题。除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的正职之外，他兼任了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重要的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所在的世经所被外交部指定为T20学术牵头单位，为了9月中国在杭州担任主席国的G20首脑峰会，世经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一起，为“主场外交”献策、传播和沟通而不遗余力和废寝忘食。

在2008年的社科院世经所30年30人的采访中，时任亚太所所长、书记的张宇燕和后学分享“学以致用”的理解，一类文章写给公众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一类文章写给同行，一类文章写给官员，或对政策选择提出评价，或给决策层献策，或改变公众态度和舆论倾向，无论哪个层面做好了都是学以致用。在中国的G20年，56岁的张宇燕带着他的智库团队实现着这多重“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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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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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茵（友情主持）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来源|《中国正在说》节目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教育经历：

1979-1983年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5-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5-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3-1985年在河南银行学校任教；

1988-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

2009-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工作，任所长，兼党委书记；

2011-201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作，任院长（兼任党委书记，2011-2014年）。

同济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院长

林牧茵（友情主持）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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