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文集.第三册 孔尚任年谱

这本《孔尚任年谱》初成于一九六一年，次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二十馀年了。


嗣后不久，孔尚任及其《桃花扇》遭到了厄运，“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遭到了灭顶之灾，《桃花扇》成了反动戏曲，孔尚任也自然成了反动文人。我的《孔尚任年谱》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为反动文人树碑立传的毒草。那时是不容有任何异词的。我的研究兴趣也就冷了下来，决心不再涉入这个禁区，便将这本年谱及为制作这本年谱所搜集的资料，完全丢在了一边，让耗子去批判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空气活跃了，对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的研究、评论，重新开展起来。近几年来，国内外都有人当面或者来函向我索取《孔尚任年谱》，以备参考。可是，我手头仅有的一本，还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一位老同学那里讨还的，根本无法奉赠。武汉师范学院的李悔吾同志曾对我说：他们研究室的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需要参考《孔尚任年谱》，可是却借不到，只好花二十多块钱从外地复印一本。所以不少同志建议我再修订一下，重新出版。


近几年来，我虽然由于教学任务较繁忙，无力顾及孔尚任的研究，但在平时读书中还是偶有所得，便记录下来，其中就有以往不甚了然的情况。如，我看到了两件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的封诰，一是授孔尚任为承德郎，一是封孔尚任妻秦氏为安人。这也证实了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首条中所提到的秦光仪，那位最早向孔尚任讲述南明弘光遗事的人，确实是他的岳父，其人还曾随孔尚任到淮扬参加了疏浚下河的工务。特别是有的研究者多年留心搜求，陆续发现了一些过去不曾为人所知的资料，仅孔尚任的佚文就有近四十篇，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是北京刘辉同志从张潮《友声》各集中辑出的孔尚任的二十封书信。新资料的发现，为进一步地了解孔尚任其人其事提供了更多的根据，也重新引起了我对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的研究兴趣。所以，我便利用课馀的时间，对《孔尚任年谱》作了一番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