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学术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书后辑成的第一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这些文字大多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因写作机缘不同，虽不免时泛迂远之气，毕竟说话相对随意。而原序中所说的一些题外话，如今回看，颇有些感触。


我是2003年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时候到北京的，当时如果公布了，我就会延迟赴京，甚或就不会去了，因为导致我离开川大的“契机”，就在那期间改变了——


2002年我们历史系通过的两位博士生导师被学校否决了，我是分委员会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辞职。学校当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过问他事的刘应明院士（时任副校长）拨冗给我这个后辈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说及两位中的一位别处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坚持了。随后分管校领导来寒舍晤谈，说得很坦诚，曰学校也不能没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两中上一？于是我们达成妥协。但这建议“上会”后却未能形成决议，无疾而终，于是我也就践诺北上了。


稍后川大更换了校领导，新校长是外来的院士，在“非典”警报解除后，带了八位部处院系领导专程到京请我吃饭，命回校服务。这样的阵仗，至少我是头一回遇到。对于校长的礼贤下士，不能说不感动！但我也只能诚实告诉校长，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无信，既已正式入职北大，恐怕一时很难离开，唯有期以后来。事后想想，若“非典”提前公布，我的北上时间就要延迟数月。在此期间，很可能就被新校长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