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全注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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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中庸》原本各为《礼记》之一篇,南宋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将这两篇文章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随着宋元之后朱子学地位的上升,《大学》和《中庸》便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之所以将《大学》和《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这同创始于唐代的韩愈,后来被宋代的二程、朱熹所继承发扬的“道统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一个继承和授受的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儒学创始于孔子,但孔子曾自称自己“述而不作”,他所“述”的,“道统论”者认为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前代圣人一贯的思想传统。孔、孟与尧、舜、周公等圣王或执政者不同,后者的思想直接寓于他们的施政实践之中,而孔、孟的思想是以教学和著述为载体的。孟子被视为孔子之后儒家的正统,但他生活的年代上距孔子百有余年,与孔子不可能有直接的师承关系。那么,如果说“孔子传之孟轲”是事实,从孔子到孟子的思想是如何传承的呢?据《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受业于曾子(曾参),曾子是孔子的高足。这样,从孔子到孟子的学术授受系统就清晰了,即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其门人某,子思门人传于孟子。作为传世的思想载体,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记载在《论语》中,孟子的思想言论保存在《孟子》中,而《大学》和《中庸》又被认为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做。这样,这两篇文章自然地就被视为孔孟道统链条中两个有机而又必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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