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虑时代，
重新理解亚当·斯密
朱嘉明（经济学教授）：今天的主题，“在焦虑时代重遇启蒙”。这个题目是否值得探讨呢？首先，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焦虑时代，在这个焦虑时代，为什么需要启蒙？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另外一个可以对比的问题。斯密在1759年写了《道德情操论》，当时，是35岁，正值青壮年。之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焦虑时代。
1789年，也就是在亚当·斯密死的前一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而大革命是社会焦虑的极端反应。在这之前，大西洋彼岸还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
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焦虑特征，在这样的焦虑状态下，所以才有在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在讲理性，讲人如何摆脱被各种各样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来解决在焦虑时代所有的困境。
谈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法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对天体的研究。
这样的一个人，你来看他对市场的看法，包括他所谓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有的这些东西，他的本意，他的经济学，或者说他对伦理道德的思考，本应属于他理性主义的表现。
我后面还会进一步地谈，从《国富论》谈最本质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在讲市场是非理性的。
“看不见的手”是非理性的，但其思想恰恰是基于理性的前提，在启蒙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他探讨经济问题。
我们仔细看《国富论》，他其实讨论的是以国家和民族作为基本单位来考虑财富的特征和起源。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焦虑时代确实有不少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我们或许可以把握自己，比如说我个人可能感到我可以相当平静地生活，但我们还有亲人、孩子，我们可能也为他们的生活而感到焦虑。
在今天这个时代回顾200多年前，当时开启的一个时代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造成了深刻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亚当·斯密。
我很怀念，也很喜欢、欣赏那个时代，只要看看亚当·斯密的通信集，就可以了解到：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当时激烈的战争与社会动荡很少，经济贸易发展得很好，知识分子的交流很密切。
尤其是18世纪的苏格兰还发生了启蒙运动，包括亚当·斯密、休谟、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
在那个时代，休谟和亚当·斯密结下了友谊，休谟的哲学对亚当·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也比较单纯。
那么到今天这样的时代，流弊开始出现，许多希望也变成失望。当今的中国人有很多焦虑，这些焦虑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说启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反省这些问题。
而亚当·斯密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亚当·斯密重视商业社会市场，但也论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说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是否应站在富人一边，还有平等的问题。
亚当·斯密的问题还与他的两本书《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有关。
这两本书，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它们看起来很不一样。这两本书是冲突的吗？是分离的吗？我觉得并不冲突，但可能有一些分离。
我在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他本人可能更看重《道德情操论》。
为什么亚当·斯密可能更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却没有《国富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当然有时代的原因，因为在后面200多年，很明显的，各个文明社会都越来越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关注的、追求的是经济、物质、财富。
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但是也有本身思想的原因。
本身思想的原因就是《道德情操论》是从人的情感出发的，凡是情感都会讨论。
虽然是《道德情操论》，但是里面不全是单纯的道德情感，包括愤怒、抱怨在内，各种各样的情感都有，还包括共鸣、共乐等。
接下来谈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有他的一些其他思想。可以从分工开始谈。
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来源，财富怎么来的，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怎么来的呢？
亚当·斯密认为主要是来自分工。分工交换，或者分工合作，人类文明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果说农业文明的分工还不特别明显，那么工业文明的分工就非常细致和明显了。
二、“两个斯密”：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
朱嘉明（经济学教授）：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由一个三角形构成的。这个三角形首先是道德情操论，第二是经济学，第三是法学。
那么人们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思想家的印象，常常以他最突出的成就作为标准。
但事实上，他没被关注的东西，甚至比其他同行更加了不起，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的人。
事实上，我认为并不存在一个《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和一个《国富论》的亚当·斯密。
斯密认为自己最厉害的是哲学，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要讨论他是怎么样交叉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怎样讨论经济问题，他在《国富论》里面怎样讨论道德情操的问题。
（经济学家，现任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朱嘉明）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最痛恨奢侈品。因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蜜蜂的寓言》做了极为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评。
《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讨论的是一种恶德是否可以被视为公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首先我不认为恶德可以造成公益。
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对贪婪、自私、无耻来实现构成客观上的繁荣，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成本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
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只有参加恶德的游戏，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呢？
所以道德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很难衡量出来，是没有办法计量的，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此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认恶德的集合，他不承认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这是本质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怎么来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人类最大的分工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这也是理性。
在亚当·斯密看来，包括后来讲《大转型》的作者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一样，经济体系是纳入到社会体系，是嵌入到社会体系中的。
所以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形态所控制，这个形态是社会，这个形态的底色是道德。
因此当你超越所有经济行为的时候，有一条底线是不能够触犯的，就是良知，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利益不是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所以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
而在整个经济行为，所谓的市场行为中，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彻底歪曲为放任自由。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这本书其实告诉我们，亚当·斯密不是被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之父。
他支持商业社会，他看到了商业社会的积极面，但是他同时对商人做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主张自由贸易，但他坚决反对奴隶贸易的，这都是他。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大篇幅地讲教育，讲了对贫民的教育将使整个社会受益。
富人不需要去考虑，因为富人他们自己会发愁后代的教育问题，他讲了国家、公益社会，公共产品，讲所有这些今天我们认为是必须的问题，他就差讲退休金的问题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他的理解是多么的肤浅，多么的媚俗。
他在修改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论》时还加了一章，即在第一篇第一卷第三篇里，《论嫌贫爱富、贵尊贱卑的倾向所导致的道德情操之腐败》。
所有这些问题本身是如何面对贫富差别，面对穷人在这个社会中，或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如何摆脱他们被鄙视的状态，如何改变他们的无助，这是亚当·斯密关心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讲“看不到的手”，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几乎不占一席之位，但是这一点却被庸俗化和绝对地放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讨论亚当·斯密时代的焦虑和今天的焦虑到底有哪些差别，我们今天启蒙和那个时候亚当·斯密，包括康德加入的启蒙到底有哪些差别？差别非常明显。
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在亚当·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飙性的工业革命的开始。之后的商业社会，是重商主义的时代。
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伦敦遍地是垃圾，到处是污水，泰晤士河脏得一塌糊涂，到处是雾霾。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焦虑是什么焦虑呢？
人们焦虑生存的问题，是不是能活下去的问题。后来才有恩格斯谈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不是充满诗意的田园般的时代。
当时，所有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资本正在影响整个英国的走向。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所以他首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呼吁人们把同情心放在首位。
没有同情心，人何为人？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
我们为什么看到有财富的人，大家对他缺少尊敬呢？
因为越有财富的人越缺少同情心。如果按照钱的数目来建设道德标准。我有1块钱就要捐出来，大家认为1块钱微不足道，但是那是我的全部。所以在那样的时代，他写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觉得不够。在这个社会，我们怎样用道德来解释经济问题呢，于是他写了《国富论》。
《国富论》的本质是怎么样建立道德的基础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但他还认为不够，所以他强调法律。
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的焦虑有什么差别？
我们是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向信息化改变，这个社会的焦虑不是绝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被科学、被技术、被一切迅速的改变所推动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学习都跟不上的时代，所以大家焦虑，这是另外一个焦虑。
那么在这样的焦虑下，到底靠什么？我认为现在只能靠理性。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启蒙就包含了：
第一，我们要呼唤理性。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引导科学，和科学共处，甚至和科学创造的机器人共处。
第三，我们必须把人文主义的东西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焦躁的时代、焦虑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才能够得到相当的改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会理解亚当·斯密和我们原来听说的是不一样的。
三、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
追问未来到底到哪里去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我觉得我有一些观点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样，我觉得200多年的启蒙，一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就，比如史蒂芬·平克所写的《当下的启蒙》中那样一种巨大的进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问题，甚至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仅仅靠启蒙，或者是进步至此的启蒙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我说三个问题。
第一，启蒙没有解决欲望的问题，甚至对它推波助澜。任何社会，包括古代辉煌的雅典，伟大的罗马，它们都从节制的中道走向到欲望的放纵，结果都毁灭了。
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现代主要的欲望：物欲和体欲，就是身体的欲望和物质的欲望，好像已经成为主流。但批评物欲和消费主义不能只是怪罪于市场，也不宜过度批判。
我们所关心的，这里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包括亚当·斯密在内，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对许多人的同情，对他们追求财富，或者说好的物质生活的一种相当的同情。
而市场，相对于管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来说，是最能实现这种致富愿望的手段，西方反感物欲的学者往往都是到批判市场，批判资本为止。
但是后面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是更强有力在推动，他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
他们也不想损人利己，但是他们会希望物质生活不断增长，想要一天比一天好的物质生活。
许多启蒙学者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觉得只要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精神社会，走向艺术或者其他的方向。我们看到了这种结果吗？
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地希望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欲望得到满足。
人类的历史，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奢侈品不断变为必需品的历史。启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对人性的认识有所不足，没有解决欲望节制的问题。
第二，启蒙没有解决团结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包括美国、欧洲、西方的内部都有分裂乃至对抗，不是逐渐平缓，反而是愈演愈烈。
第三，是最重要的，启蒙没有解决启蒙本身的难题。
启蒙的含义是什么？用康德的话说是公开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看到民粹主义，或者是反智主义盛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和启蒙单一方向的进步主义有关，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20世纪尝到了单一方向的进步主义的激进后果。现在也依然在承受这种单一的进步主义的缓进。
所以我们也许需要调整启蒙的方向和节奏，也要看到启蒙本身所包含的蒙昧，尤其是对人性的蒙昧。
“启蒙”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启发和照亮蒙昧，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启明星”，在黎明的时候首先出现在天空，开启光明。
所以我们到底是在照亮蒙昧还是开启新的蒙昧，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一向反对高调，无论是社会的高调，还是道德的高调。我也不太相信人的无限可完善性。
我觉得亚当·斯密还是相当低调的，他有底线。
包括他所说的，他觉得应当自立、自爱，他并非倡导损人利己，也不是自私。他对普通人所追求的，包括物质的追求也有相当的宽容、理解，也知道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亚当·斯密意识到，市场本身也有一种道德性，可以反对强制、干预，但是任由道德走向高调的话，那肯定不能实现。
人不像动物，人还有精神生活，但现代社会看来很难变成一个像希腊、罗马那样伟大或辉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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