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段志强，欢迎收听《水生万象·水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细节》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这一集，我们从寰行中国的第一站“南海一号”启程，谈谈古代中国是怎样看待海洋和海洋贸易的。
1987年，广州市救捞局跟英国一家公司合作寻找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结果“莱茵堡号”没找到，却意外地在广东阳江外海发现了一艘宋代沉船。
二十年后的2007年，考古工作者用一个巨大的沉箱，把这艘沉船整体打捞出来，然后平移到专门修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面，一边保护，一边考古。
这艘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船长30.4米，宽9.8米，不但是迄今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宋代沉船，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是那个时代最大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寰行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南海一号”项目的领队、广东省考古所副所长崔勇研究员告诉我们，南海一号上清理出来的文物有18万件，本来大家没想到有这么多，一开始估计就是几万件，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超出预想。
18万件是什么概念呢？整个广东省博物馆，几十年的积累，也就刚好是18万件文物而已，其中大多数还是清代和近代的。南海一号这18万件宋代文物，从数量上是非常震撼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不过，我们的节目不打算谈南海一号本身，这些大家可以从网上各种渠道，比如各种课程、纪录片、公号推送等等，很方便地找到很多信息，要了解南海一号很容易。
我关心的是什么呢？南海一号是艘商船，是商船就要靠商人来运转，假如我是宋代的一个从事海洋对外贸易的商人，运营着一艘南海一号这样的商船，那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以及，我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呢？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过去，我们一直有个刻板的印象，就是中国好像就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长城、中原，西域、江南，这些是中国历史的主干，海洋好像主要是近代以来欧洲人的天下，中国本来不太关心。
但是，经过几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特别是有了像“南海一号”这样的考古发现，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唐代以前这样说勉强还行，但是宋代以后，海洋在中国历史上一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人还是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主导。
但是，是不是像有些历史学家说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呢？
回顾这段历史，特别是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是怎么看待海洋、怎么看待海洋贸易，不但能更好地了解历史，对理解现实也会有点帮助。
我们整个节目是在讲水，海洋就是最大的水，我们第一集，就先从海洋和海洋贸易讲起。
1
中国的海洋贸易，最早就是面向南海。
文献记载里面最早出现南海贸易是在汉代的徐闻和合浦，这两个地方都在广西南部、雷州半岛一带，当时有官方开办的货场，据说货物堆积如山。
还有句俗语说，“欲拔贫，诣徐闻”，想要脱贫致富，就到徐闻去下海。
其实南海贸易肯定在汉代之前就存在了，只不过这时候国家才注意到这件事，把它写到史书里，就像丝绸之路肯定早就存在了，张骞通西域只是官方开始掌控了这条路线，也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所以才有“张骞打通了丝绸之路”这种说法，道理都是一样的。
从汉代到唐代，从中国海到印度洋的远洋贸易，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做。
早期世界，海洋贸易最繁荣的是印度洋，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很早就有无数的商船来回穿梭，中国应该是比较晚才加入这个贸易系统的。所以直到唐代，对于中国而言，海洋贸易大概主要都是自发的、被动的。
到了唐代，情况不一样了。
唐高宗显庆六年，也就是公元661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
（据《壹学者》资料）
市舶使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心腹太监担任，说明海外进来的这些珍宝大概都是要先送到宫里去的。后来开元年间张九龄在大庾岭打通了梅关古道，连接了今天的广东和江西，说服朝廷的主要理由就是运送这些舶来品比较方便。
唐代是怎么管理海洋贸易的呢？中文史料里材料不多。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唐代末期到过中国，他说每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之后，广州地方官府就把整船货物都封存在特定的仓库里面。
商船陆陆续续到达，整个过程要持续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再没有别的船来了，然后打开仓库，每艘船的货物扣下三分之一作为税收，剩下的交还给商人，在指定的地方交易。
他估计每到商船到达广州的季节，广州官方的金库，每天的收入相当于15万两白银。日进15万两，这种收入是非常惊人的。
《新唐书》甚至说，开元年间以后，四十年里面，广州只出了三个清官，那原因当然是不用想就知道的。
承担中外贸易的主要不是中国人，这种情况不但海洋上是这样，陆上丝绸之路也是这样。
从汉代到唐代，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主要是中亚人，最有名的是粟特人，中国人很少。敦煌壁画里面，画到商人的都是胡商，大胡子，深眼窝，只有一次出现了汉人形象，还是一群拦路打劫的强盗。
好像中国人对外贸整体来说不是很主动，就像有的历史学家说的，丝绸之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方需要中国，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西方。
但是，宋代以后，在陆上丝绸之路做生意的还是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海上丝绸之路却成了中国商人的天下。
2
到了宋代，中国船在东南亚海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人成了主要的海商。这种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大航海时代。
宋代海洋贸易发达的原因有很多。过去大家有种看法，是说宋代丢失了西北地区，完全没办法加入西北丝绸之路的贸易，所以不得不在海洋上想办法，其实看看史料，宋代跟西域的贸易始终存在，西夏还鼓励西域商人过境到宋朝去做生意，因为可以征收十分之一的过路费。
宋代特别是南宋海洋贸易发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各种重要商品的生产中心都转移到了南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要通过海洋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所以宋代海洋贸易的繁荣，不是一时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造成的。
另外一条，就是宋代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了，贸易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对外贸易自然也水涨船高。此外，宋代的造船技术也进步了很多，造出的大船最大可以容纳五六百人。
以前唐朝的船不能直接开进波斯湾，要在印度换船，宋朝的船就可以直接开到波斯湾了。还有一点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因素，就是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
出口的商品，宋代之前是丝绸最多，后来中亚、西亚和欧洲人都陆续学会了养蚕技术，西方对丝绸的进口量下降了，宋代开始，瓷器变成了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比如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发现了南宋的瓷器，东南亚、西亚、非洲，很多地方考古发现宋代的瓷片都是几万几十万片。
宋瓷很受欢迎，《诸蕃志》里面记载说，三屿国人（菲律宾）经常躲在草里面，暗箭伤人，那怎么办呢？有个办法，就是丢几个瓷碗给他们，他们就开心了，“欣然跳呼而去”。
当时，可能半个世界都在用中国生产的盘子和碗。瓷器相对于丝绸，非常适合海运，一个是它不怕受潮，泡水也无所谓，另一个就是瓷器比较重，船比较稳，第三是瓷器易碎，本来也不适合陆运。
除了瓷器，宋代还出口什么呢？重要的出口商品还有金属，包括铜钱、铁器之类，南海一号上面就发现了大量的铁，这是之前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中国还出口这么多铁。
铜钱出口也很多。宋朝经常出台禁令，禁止铜钱出口，但是效果好像很一般。日本、东南亚都大批进口中国铜钱，在市场上流通。甚至南宋某一年，日本商人在台州大量收购铜钱，搞得市面上连一文小钱都没有了，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宋朝人说，铜钱本来是中国的货币，现在搞得四夷通用，大家都用中国的货币。
广东澄海曾经出土过1800多斤宋代铜钱，学者认为可能是日本商船打算走私出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成功留下来的。
除了瓷器、铜钱，当然丝绸、布匹也还有出口，其他出口的还有一些工艺品像漆器、玩具、乐器，还有一些日用品像伞、扇子、梳子，食物像茶、糖、酒等等，基本上都是人工制造的产品，都属于生活必须。
进口的呢？是犀牛角、珍珠、象牙、香料，这都是原材料，也是奢侈品，对于社会来说可有可无，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但对于上层阶级来说却成了身份的象征。
总的来说，还是外国对中国需要的多一些，中国对外国需要的少一些。
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扩展海外贸易，总的来说态度不是很积极，其实跟这种特点有关系，并不是文人一定保守。
3
说了这么多，南海一号的生意究竟要怎么做？南海一号是宋代的，在宋代，第一次设置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有点像今天的海关。
唐代虽然有市舶使，但那还是临时性的，类似一种钦差，不算一个法定的机构，宋代就固定下来。广州的第一任市舶司是潘美，就是戏台上老跟杨家将作对的那个潘仁美。
宋代还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法《元丰市舶条法》。商人出入港怎么办，税怎么收，货物怎么买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比如说，海船出洋贸易，是要经过市舶司批准的，发了凭证，才能出海。凭证在哪儿领呢？不同的时间有变化，北宋最主要的是三个地方：杭州、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还有广州。
元丰年间的规定是，如果去高丽和日本的话，只能从宁波申请，去南海，只能从广州申请。
出海的口岸这么少，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广西的船如果想到印度去，本来从广西钦州港直接出海就行了，但是必须先到广州，拿到凭证才算合法，增加很多时间成本。
后来泉州港兴起，泉州的船也得到广州去办手续，到元祐年间泉州也设了市舶司，才不用这么麻烦了。
但是广西就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权力。领了凭证，商船载满中国货物，就出海了。出海风险很高，除了风浪，还有海盗。
宋代海洋贸易这么兴盛，但是当时人说，海盗的人数比搞合法贸易的人数还多。当然宋朝官府也有对付海盗的措施，比如船从珠江口出来，往南还设了三个望舶巡检司，保护商船安全，第三个设在溽州，在今天的台山市广海镇。
商船出海，过了溽州就叫做“放洋”，“洋”是海洋的“洋”，还要搞个告别仪式，因为再往前就没有保护了，大家就要开始戒备。
商船回来，一到溽州，大家就要互相祝贺，溽州的守军还要送酒送肉，表示欢迎回家，然后护送回广州。
南海一号沉没的阳江外海，其实就在溽州往南不远的地方。不过应该不是遇上了海盗，因为船上的珍贵货物还保存得好好的。
海外贸易风险大，收益也高。宋朝人说，在中国十贯钱的东西，到外国就能换一百贯钱，这当然是随口一说，不过获利数倍肯定是很常见的。
航海的专业度比较高，所以还出现了一些家族性的海洋贸易世家，有的一家几代都从事这一行。
商船回来的时候自然带了一船洋货，那还得到原来出关的市舶司去入关。入关首先要申报，不能隐瞒，曾经有一艘船只申报了香料，但是隐瞒了珍珠，可能觉得珍珠比较容易藏起来吧，被发现了，结果这一趟全部的货物都被没收，血本无归。
为了鼓励大家快去快回，宋朝还规定，三个月能返航的，享受税收优惠；三个月以上一年以内，没有优惠；要是在外国乐不思蜀，一年以上才回来，要罚钱。
申报之后呢，市舶司就要抽解，就是征税。商船进口的货物全部封存在公家的仓库里面，按照比例征税。这个比例，有时候是百分之十，有时候是百分之二十，不收钱，收实物。
第二步，是禁榷，对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主要是贵重的奢侈品，实行政府专营，只能由市舶司收购。这些种类经常有变化，主要有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等，后来慢慢减少，宋哲宗的时候就规定只有超过三十斤重的象牙和乳香才由市舶司垄断收购。
第三是博买。就是除了专卖的商品之外，公家再优先购买一部分货物。一般来说，全部货物的百分之三四十要卖给市舶司，如果是珍贵商品，像珠宝、香料之类的，这个比例可能会高到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百。
官方抽税和收购的这么多货物，去哪儿了呢？大部分都要先运到首都。
大家看《水浒传》都听说过生辰纲、花石纲吧，这个就叫香药纲，就是香料、药材的意思。香药纲运到京城，皇家先挑，剩下的就加价出售到市场上，加价的这个利润率也有过规定，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但是执行的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这样算下来，一船进口货，平均下来有一半左右，是归政府支配的，这一半那当然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有时候商人也抗议，说政府税率重，买的也太多，说干脆我们就只贩一些粗货算了。
以上我们说的这是进口方面。宋代收不收出口税呢？大概是不收的。但是既然出口要领凭证，这个凭证推想起来也肯定不是白领的，只不过具体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了。
不过，出口的东西像瓷器茶叶之类，在中国官府看起来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即便收税，大概也不会很高。
总的来说，虽然从事贸易的都是民间商人，但是宋代官方是海外贸易的最大获益者。就算已经卖到市场上的那些进口货，政府规定要经过特许的商人才能买卖，还要交比较高的税率。
总之，政府在外国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赚钱。
4
宋代海外贸易的规模有多大呢？史料有限，很难估计。
根据郭正忠、黄纯艳等几位学者的研究，绍兴二十九年广州和泉州两个市舶司的收入是两百万贯，推算当年进出口总额大概在两千万贯，当然这只是合法的贸易，走私不算。同年的财政收入是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占到20%的比例。
宋代海外贸易所占的比例跟今天当然不能比——2018年全国的财政收入26万亿，进出口总额超过了30万亿——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已经不低了。
而且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没有任何成本，坐地收钱就行了；第二是它完全不在财政预算之内，不像土地赋税那样早就安排支出项目了，预算外收入用起来比较灵活；第三是想要增收也有办法，把税率调一调，找到招商和税收的平衡点，立竿见影，政策工具比较好用。
所以这笔钱虽然决定不了国家命脉，但是有点像财政系统的润滑剂，还是很好用的。
其实还有一种海外贸易，是不通过市舶司的，那就是朝贡。
朝贡某种程度上也是贸易，外国的使臣进贡大量的东西，中国回赐金银等等，回赐一般来说比进贡物品的价值要高一些，有时候甚至高达数倍，主要看政治需要和皇帝心情，算的是政治账不是经济账。
朝贡贸易的规模是很大的，比如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三佛齐进贡的贡品，包括乳香八万多斤，胡椒一万多斤，檀香两万斤，象牙四千多斤，当然这应该是比较盛大的一次入贡，一般可能到不了这个规模。
朝贡也给宋朝政府出了难题，因为可能会有商人打着朝贡的旗号，冒充使节，说是朝贡，实际上是买卖，赚得又多又省心还不用交税，所以宋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有限制朝贡规模的规定，来的人不能太多太频繁，有生意咱还是做生意，别动不动就上升到外交层面，谈感情太伤钱。
对于海外贸易带来的这笔财富，宋代的统治阶层是看得很清楚的。宋神宗曾经说，像南汉、吴越这种地方性的政权，哪里来的资本跟中原王朝对抗呢？那是因为“笼海商得术也”，有办法笼络住大量的海商，财政收入自然增加。
传统农业社会里面，政府能汲取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在农民身上多打点主意，还得防着激起民变，所以商人常常变成提款机。
宋代其实还不特别明显，到清代，广州垄断海外贸易的十三行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那是天子在南方的私房钱。广东的行商、扬州的盐商，这都是皇帝的荷包。
为了增收，宋代对外商的开放程度、对外商利益的保护，还是有不少善政的。
比如说，有外国商人来贸易，临回去的时候市舶司要请客吃饭，表示欢送。有一年两浙市舶司觉得这顿饭一次要花三千贯，想要节省开支，不请客了，过了几年大家发现不行，这点小钱算什么，表示一种开放的姿态，外商来得多了，税收自然上去了，那才是大钱。
保护外商方面，比如日本商船来中国，带的大宗货物往往都是幕后老板的（当时从日本进口的有硫磺、木材等等），老板本人并不出海，出海跟船来的都是小商人。
小商人带些什么呢，日本出产黄金，小商人就带黄金。于是就有奸商恐吓这些日本人，说宋朝禁止带入黄金，你最好还是交给我，我帮你换成铜钱，中间那当然就是黑市价了。
宋朝政府知道了，觉得不能这么欺负外商，干脆釜底抽薪，宣布我不但没禁止黄金进口，而且取消黄金的进口税，这项税收由市舶司公款补贴。这样一搞，皆大欢喜，日本客商接踵而至，税收反而增加了。
对本国商人，好像就不用这么客气。宋代给那些经常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编了特殊的户籍，叫“舶户”，并且实行保甲连坐，互相监督。
监督的内容是什么呢？出海是不是申报啦，申报的船只大小是不是符合实际啦，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或者外人啦等等。南海一号上的商人和水手，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舶户。
5
我们观察宋代的海外贸易政策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宋代之前，现有的史料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海外贸易的政策，到宋代才有。
中国这个传统上以内陆为中心的大帝国，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这么繁盛的海洋贸易的时候，它是怎么想的呢？
本来，海洋跟陆地是很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海洋上没有清晰的边界，特别在过去，连个准确的海图都没有，更别提边界了，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的国家身份是很模糊的。
比如有的人在中国可以说是漳州人，但是他在南洋某个地方也有家，有产业，甚至还不止一个，那么他跟中国是什么关系呢？这个身份问题，直到现在，在海外华人中还存在；还比如说，过去说倭寇，其实倭寇本身是个多国集团，有日本人，有朝鲜人，有中国人，特别是后期，中国人可能还占大多数，所以倭寇的实质，大部分情况下主要并不是日本人侵扰中国人这种国家间的问题，而是海上人侵扰陆上人这样的陆海问题。
第二，海洋上风险高、受益大，它遵循的是商业的逻辑、技术的逻辑，主要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海上没有路，但是也可以说随处都是路，所以海洋上国家力量的存在不像陆地上那么密集，那么稳固。
陆地上就不一样，陆地是国家掌控，一要考虑国家安全、社会控制这类问题，二也有意识形态的限制。海上就单纯的多，所以明清时代，海商跟海盗很多时候都是同一群人，只看哪种方式更有利，随时可以转换的。
但是，对于陆上立国的国家而言，海洋既能带来利益，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逸出正常秩序的危险，所以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对海洋贸易一方面是利用，一方面还很警觉。
如果警觉的一面占了绝对优势，那就导致封闭政策，明清多次海禁，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要利用呢，就会把海洋贸易尽可能地掌握在国家控制之下，无论是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在国家的手掌心。
宋代开始就是这样，其实宋代的政策算是最宽松的，后来的明清，管的更严、限制的更死、国家插手更多。偏偏，中国的政治又特别的早熟，国家控制经济那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
宋朝的时候，跟东南亚和印度洋各个国家比起来，毫无疑问宋代政治体制最完善最发达。
比如《诸蕃志》纪录了跟南宋有贸易往来的158个地方，其中像中国这样，有完整的税收和管理制度的地方少之又少，大部分还比较简单，港口就是市场，商船到港就直接交易。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有很多人依赖海洋生活，但是海洋和海洋贸易始终处于国家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既没有发展出庞大的商业组织，也很少见到商业的自我扩张。
所以，就算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段也有发达的海洋贸易，也很难说，中国已经有了适应海洋特性的社会运行机制。
有很多学者比较世界各大文明异同的时候都注意到，有两种势力在中国始终没能对国家的走势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一种是宗教，一种是商人。这是中国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这种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历史太复杂，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是当我们再看到南海一号这艘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当年期待靠这艘船过上美好生活的人们，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严格管控的营商环境，如果没有这场沉船灾难的话，也许他们个人可以获得所希望的财富，但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商人，和作为一个经济部门的对外贸易，他们的命运，还是会和大海上风涛之中的航船一样，不能自主，随波沉浮。
这一集，我们先到大海上逛一逛。
下一集，我们的眼光，会从海洋回到江河，从宋朝回到秦朝，看看秦始皇这个基建狂魔，是怎样通过水利建设，把原本差异很大的不同的文化区，纳入到一统的新型国家之中的。
感谢收听，我是段志强，我们下期再见。
参考文献
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小岛毅监修，羽田正编集：《从海洋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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