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剧】 第6集 对昔日侵略者的放纵

【本集简介】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政府和在野党，本着消极的态度，对昔日的侵略者步步退让，他们的纵容没能换来和平，而是让敌人更加猖狂。在远东地区，日本为了转移危机，向中国发动了入侵，但国际联盟却没能主持公道，眼睁睁看着暴行发生。这一切的当事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

1931年初，我安排了一次去美国的旅行。在纽约，我遇到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差点把命送掉。我两个月都不能动，很虚弱。后来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才逐渐恢复，慢慢可以下地行走。

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我的足迹遍布整个美国，做了四十次演讲。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这一年，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却在无声无息地走下坡路。

在议会，鲍德温采纳并支持了麦克唐纳有关《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上任的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将法案提交下议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则完全被遗忘在侧，没有得到在议会辩论的机会。因此，我和其他约七十位保守党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印度保卫同盟”的组织，在之后四年间，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据理力争。这个举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相当大的支持。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赞成政府，因此，印度问题也成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联合的桥梁，他们联合反对我们的同盟，斥责我们冥顽不化。再加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德国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这一切都使我与政府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1931至1935年间，除了经常为大局操心外，我的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我以口述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发表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还刊登在欧洲十六个国家的报纸上。事实上，我的生活确是既动嘴又动手。描述我家族历史的《马尔巴罗传》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完成的，同时，我还一直在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

这几年里，我常与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会面，在一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我们多次谈到可能悄然逼近的危机，经常一聊就到深夜。后来他成为了有关现代战争科学方面，特别是空防以及数据统计问题上，我的主要顾问。在整个二战时期，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愉快和有益的友谊。

我的另一位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一战时，他作为炮兵的优秀人才，被推荐给陆军元帅黑格作为幕僚。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常以总司令客人的身份访问前线，那时德斯蒙德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同行，一同参观许多战线。1919年，我在担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同时他也是我的邻居，他的住处距离我的庄园只有一英里的距离。自那时起直到二战胜利结束，他一直是我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外交部的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他当时是外交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是外交事务办公室的中心人物。他非常有魅力，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同我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恐怖的险境正向我们压来，但他有比我更为确切的情报。我们之间的共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满怀充分的信任同我谈话，这促成和加强了我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当时我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都有所联系，使我能够给他一定数量的情报，并且共同研究。

这些年，我一直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与大家进行坦诚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对于国家，我认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我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国外情报，因为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德国的几位将军和一些具有高尚品质的人，看出了希特勒的图谋不轨将会把国家推向深渊，也从德国赶来找我，向我倾诉内心的苦水。这样，我就和其他许多内阁大臣一样，对情况可以了如指掌了。我从各方收集来的材料，尤其是从与国外得到的资料，都会随时向政府汇报。我与许多高级官员的私交也是非常密切，而且无所拘束。我经常批评他们，但保持着同志般的革命情谊。正是他们，让我后来知道了许多极其机密的消息。通过这些，我可以不看报纸就能确定和坚持我的见解，虽然明眼人从报纸上也可看出端倪。

我经常在议会提出有关印度和德国这两个主题的意见，发表具有警告性质的演说。这些演说虽然引起了注意，却没有唤醒那些议员们采取实际行动。关于德国构成威胁的问题，我在议会中找到了一群朋友合作，我们常常定期聚会，将我们收集的情报汇总在一起。内阁成员们对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但并非不友好的团队都比较重视，毕竟组成人员是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曾经的同事或者上司。我们随时能引起议会注意并发起大规模的辩论。

请各位原谅，让我在这里心情愉快的讲述一件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题外事。

1932年夏天，为了写《马尔巴罗传》，我走访了祖先曾战斗过的古战场，地点是在荷兰和德国。我们全家连同林德曼教授一同出行，一路上经过了许多美丽的地方。每到一地，我总是自然而然地去询问有关希特勒的事情，我发现这也是德国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我感受到了一股弥漫在德国每一个角落的希特勒的氛围。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后，我开车前往慕尼黑，在那儿待了大约一星期。

第一幕：慕尼黑的不速之客

【酒店人来人往的杂音】

汉夫施腾格尔：不好意思，二位，打断一下你们的谈话。请问二位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先生吗？

丘吉尔：不错，是我们。请问您是？

汉夫施腾格尔：我叫恩斯特·汉夫施腾格尔，是一位普通的商人，现在正在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希特勒工作。

林德曼：（故意装作恶心的样子）呕……

丘吉尔：教授，你怎么了？

林德曼：啊，没事，可能是这几天跟你从荷兰一路折腾，我的胃病又犯了。

汉夫施腾格尔：荷兰的风景固然美丽，可要说到美食，那比起慕尼黑来就差得远了。我想您应该在这里多休息一阵，这座里吉纳酒店在整个巴伐利亚都是一流的，伟大的领袖也经常来这里用餐。

林德曼：（阴阳怪气）是吗？那我们可真是有福了！谢谢您的好意，汉夫施腾格尔先生。

丘吉尔：其实，我在英国曾听说过您的大名。希特勒的自传和纳粹的党报，都是您在帮助出版的，对吗？这都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大事情。

汉夫施腾格尔：（笑）尊贵的爵士，您太高抬我了，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相比之下，能为领袖弹奏钢琴，才是我最荣幸的事情。

丘吉尔：您的英语如此流利，想必与您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有关吧？从纳粹对英语国家宣传工作的角度而言，您可比戈培尔合适的多了。

汉夫施腾格尔：您这样称赞，我真的……真的是……我没什么能够为您效劳的，如果可以，请允许我向您多介绍一下我们的政党和领袖吧！您一定对此很感兴趣。

林德曼：是啊，您说的没错！丘吉尔先生在这方面的表态，不要说英国内阁了，就是法国人都非常重视。

丘吉尔：其实我只是对希特勒先生的理论和著作略知一二，对于他这个人我还是不大了解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在国家战败时能够奋起拼搏的人，我愿给予最真挚的敬佩。我也一直主张英德法三国和睦相处，如果您能安排我同他会面，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喽。

汉夫施腾格尔：很荣幸为您服务，丘吉尔爵士。我会为您安排和领袖的会面。现在，我们为什么不一边共进晚餐，一边让我为二位弹唱几首曲子呢？

丘吉尔：（笑）那我们就客随主便了！请。

汉夫施腾格尔：请。

在和汉夫施腾格尔聊天时，我随口说道：“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仇恨那些干过坏事的犹太人，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他们想在各个领域实行垄断，而对他们加以制裁，这我也能理解。但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犹太血统而对他加以迫害，这是为什么呢？”这位先生一定是把我的话转告给了希特勒。第二天中午，他面带严肃地告诉我说，原本说好与希特勒会面的事情已无法实现了，因为希特勒那天不能来酒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尽管我在那家酒店又住了几天。就这样，希特勒错失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后来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都借口推辞了。

在此期间，美国仍旧一心关注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大陆和遥远的日本关注着德国军事的崛起。欧洲的其它国家对此也越来越恐慌不安。法国得到了有关希特勒运动和德国备战的资料，更是深为焦虑。我得到消息，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详细记录，然而我不理解为何法国不向国际联盟提出要求，传令德国做出解释。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绝对不会赞成这个惊人之举。于是，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大力支持下劝说法国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德国的军事实力在飞速增长，他们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最卑微的情感都能得到各个政党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的学生，在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羞愧万年的决议：“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在英国国内而言，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在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日本，英国世风日下、萎靡不振的看法已成定论，并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决策。那些傻孩子们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注定要卷入接下来的这场战争中去，要么凯旋，要么光荣牺牲，他们必须要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迄今为止英国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们连在战场上弥补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欧洲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军事实力发生可怕的转变时，在远东地区也出现了侵略者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完全失去协调的现象。远东事务就是欧洲事态恶化的翻版，事情发生的原因都在于协约国和之后的同盟国领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麻木迟钝。

经济风暴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从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但物价也在不断上涨，稻米生产萎靡不振，进口粮食又非常昂贵。对原材料的需求和对国外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迫切感到必须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来抵制日货。而中国不仅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而且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成了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二幕：九一八事变

河本末守：（轻声）3、2、1，引爆。

【炸药爆炸声】

河本末守：（轻声）快，把这些支那人的尸体放到边上去，动作快！行动已经开始了！

【急促的脚步声、尸体扔到地上的沉闷撞击声】

【摇电话的声音、电话铃声响起，拿起话筒声】

河本末守：报告板垣大佐，柳条湖铁路已被引爆，嫁祸的证据已经做好。

板垣征四郎：好！你们是皇军的功臣，是天皇陛下的忠臣！

【挂掉电话】

板垣征四郎：传令，我部已收到本庄中将指令，为应对支那之无端挑衅，命令关东军各有关大队，向北大营驻扎的支那军队第七旅发动攻击！

【枪炮声震天、日军“压机给给”的叫喊声、中国军人中弹哀嚎声】

赵镇藩：喂？给我接长官公署，快！

荣臻：（睡意惺忪）我是参谋长荣臻，什么事？

赵镇藩：荣将军，大事不好！小鬼子发了疯，正在向北大营进攻！旅长现在不在，请您指示我们该怎么办！

荣臻：（怒气冲天）我操他妈了个……（大声）操！不准抵抗！

赵镇藩：（愣住）什……什么？参谋长，您说什么？

荣臻：（咬牙切齿，刻意压住嗓门）我说不准抵抗，都不准动！让兄弟们把枪放进库房里，死也要挺直了腰板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

赵镇藩：（颤抖）您说让我们一万多人，就这么眼瞅着小日本撒野？（大声，带哭腔）参谋长，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荣臻：放肆！你还是不是个军人？这是中央的命令！服从指挥！

赵镇藩：（抑制不住哭了出来）是！

【话筒重重砸下的声音】

赵镇藩：（大喊）传令第七旅全部，把枪放回库房！（声嘶力竭）不准抵抗！为国捐躯——！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冲突为借口，占领了现在的沈阳以及南满铁路沿线。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所有反日团体，被中国政府拒绝后，于1月28日在上海租界北部登陆。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虽然缺少飞机、反坦克炮等现代装备，但他们仍然奋力坚持了一个多月。2月底，在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内陆十二英里处。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伪满政府。一年后，中国的热河省沦陷。1933年3月，日军长驱直入，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地区，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显示出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展示出它已在海洋方面取得了全新的地位。

日本对中国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引起了美国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主义使其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外交政策。如果当时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那么美国一定会带领国际联盟反对日本。而英国方面，政府不愿和美国联合行动，也不希望卷入反对日本的事件之中，毕竟这是国际联盟宪章义务规定之外的事。英日同盟的结束，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以及权益造成了损害，这使部分英国人深感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为严重的财政问题和紧迫的欧洲局势困扰，既然美国并未在欧洲事务方面给予英国政府相应的支持，那么英国政府不愿在远东问题上站在美国一方也是情有可原的。

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命令日本从满洲撤军，并于12月指派了调查团赴中国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主席，他出身名门世家，曾担任过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对东方事务有多年经验。调查团最后得出的调查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也是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报告得出的结论很清楚：“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谋划的产物，是一个傀儡国家，并非根据人民的意愿而成立。李顿勋爵以及他的同僚在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且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具体建议：宣布满洲地区自治，满洲仍是中国的领土，受国际联盟的保护，中日在满洲地区的利益则应签订一份综合全面的条约予以协调。

尽管国际联盟并未采纳此建议，但李顿勋爵的报告仍具有很高的价值。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称：“这份报告极为公正，已成为报告所涉问题的权威文件，直至今日仍旧如此。”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承认“满洲国”，但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或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然而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了国际联盟。德国和日本在上次大战中相互对立，而这次却以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结成了联盟。此时的世界非常需要一个像国际联盟这样的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但国际联盟却只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涵。

我们必须意识到，此时此刻，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不论是主要由保守党执政的英国联合政府，还是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所作所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在动听的花言巧语里，不愿正视残酷的现实；一心只想获得选票，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虽然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平，但却不愿付出代价，认为仅靠内心的呼唤就能造就和平。显然，英国联合政府的两党领袖均缺乏智慧。鲍德温对欧洲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使他们不愿付出任何代价；自由党人则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的伟大领袖劳合·乔治不能继续为国效力。英国呈现出一派消极昏沉的景象，虽然没有诡计，但难辞其咎；虽然并无邪恶与不道德，但对世界陷入绝望的境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其程度而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真可谓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