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农业文明的国家，如何搞出个商业的路子来？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日常常见的东西“钱”，和前两节讲的内容不太一样，钱这玩意你都知道是啥，好像讲的必要性不大，但是你真要说懂吧，也不是人人都是亿万富翁，好像对于普通人来说，又不太懂钱。

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的各类课程听了不少，有钱没钱先不说，对金钱的理解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我还是那么希望自己多赚一点，后来我创业了，和我合伙人聊起天来，他说过一个观点，我很是赞同：

爱钱的人和喜欢弹钢琴的人差不多一样多，那些看似爱钱的人，可能只是他的爱好需要用钱，爱钱的人是不花钱的，可是看看中国现在的消费水平，好像国人并没有爱钱爱到不可自拔的地步，钱充其量是实现爱好的工具，又不是一种爱好。

听完这个观点，我很长时间陷入思考，钱到底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思绪不清楚的时候，还是老样子，我们在历史里找找答案。

街溜子的洗脚盆

春秋时期如果让开浩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人，我会选管仲，至今，每次看到与管仲相关的事儿，都会觉得惊讶，我们自古都是农业大国，更何况连农业都玩不转的春秋时期，管仲却能站在很先进的商业视角去看国家问题。

我丝毫不惊讶亚当斯密能写出《国富论》这本书，甚至成为经济学之父，你想想看，十八世纪的中叶，在中国的农民没感觉，依然是叩谢皇恩浩荡，乾隆皇帝正在修炼他的“十全大法”，力图让自己成为千古一帝，国内一片太平，正好是“康乾盛世”的鼎峰。

但目光向西延伸，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人类第一台纺纱机出现，从这一刻开始，人类的产能就脱离了人工，而转向大机器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面对着蓬勃发展的商业，亚当斯密忠实的记录了商业的繁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毫不夸张的说，商业的“大染缸”成就了亚当斯密。

别说管仲没有这样的“大染缸”，甚至连个洗脚盆都没有，春秋时期华夏民族尚未开化，朴实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体会启蒙运动的思潮，大环境不成熟也就罢了，连管仲自己，都还是个loser。

《史记·管晏列传》有这样的记载：（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啥意思简单解释一下：管仲年轻的时候，有个好哥们，叫做鲍叔牙，他俩没事就在一起溜达，虽然都是无所事事的街溜子，但是鲍叔牙知道管仲有能耐。

管仲那时穷的叮当响，但是贼有自信，于是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譬如蹭个饭啦、蹭根烟啦，但是鲍叔牙这个人宅心仁厚，对他这个穷朋友没有怨言。

后来发生了一堆事儿，鲍叔牙就推荐管仲来齐国当官，再后来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天下的人都觉得他很牛，之所以有这样的霸业，都是因为管仲的谋略。

故事很简单，但是我相信你脑子里一定一堆小问号：管仲这人好烦啊，我可不要这样的朋友，他怎么能干大事呢？管仲的谋略是什么？怎么让齐国强大的？从这些里我也看不出管仲高明啊？

好，别着急，咱们还是老样子，用大白话掰扯开来给你听。

在管仲之前的国家治理，相对比较简单的：谁拳头硬谁是老大，也就是奴隶主，奴隶主管着奴隶搞生产就行了，土地、工具都是奴隶主的，奴隶不给奴隶主干活，就没有刨食的地方。奴隶社会过去了，封建社会也应该差不多（儒家一开始以为差不多），只不过不是换了一种管理手段，换成抽租了，所以，把所有的规矩定好了，好几百年不用改，这个规矩，就是儒家说的礼。

可是这个规矩有缺陷，前提条件就是“只有地里可以刨食”，奴隶主管着地就好了，那如果别的地方可以刨食，比如有人打鱼，有人去山里打猎，有人做买卖，奴隶主要怎么管呢？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挺闹心的，日子过得好了，武器也先进了，反而不会管了。

就像是你玩战略游戏，前期采矿积累财富，和能打国际比赛的优秀高手相比，你就是手慢点，没太大差异，但是后期人家资源分配，却是你一时半会学都学不来的，春秋战国的统治者就更惨了，连个教学视频都没有。

当然，不好管分两个方面，一就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不像以前一样都种地，而是大家有了更多分工了，二就是，分工一旦多了，人就有闲工夫干别的事儿了。

有本书叫《小岛经济学》，就讲了一个很直白的道理，三个人被困岛上，每天抓的鱼勉强够吃，结果有个家伙搞出一个捕鱼器来，这个家伙就开始用闲暇时间做点别的了：做一身好看的衣服、盖盖房子、甚至构思拍一部电影。

正所谓“饱暖思淫欲”，吃饱饭的人，是真的闲得慌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马克思说过，上学也都听老师念叨过。

所以后来孔子很绝望：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出自《论语·八佾》，就说你们坏了前朝的规矩，如果这都能忍，啥事儿都无所谓了呗！）

同时孔子也说过：真想回到周朝，这个时代的人是没救了，不像以前，那时候日子很简单，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虽然没什么钱，但也可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那时候开始，农民的意识里种下了仇富的种子，每当坏人出现，大家都会说：都是钱闹的。这么说其实也没错，包括政治在内，都是利益驱动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管仲也知这个道理，不但知，他也是第一个发现的，虽然后世，儒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但不得不佩服管仲的先见之明。

“钱”的作用

讲管仲的财商前，我们先看看钱字，有什么奥秘。

左边一个金，右边两个戈，如果你见过刀币，更容易理解钱字了。这是个标准的象形文字，但是，光是看相，对钱的理解还是差了一层。

《说文》对钱的解释是这样的： 钱，铫[diào]也。铫，田器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钱，是田地里用的工具。咱也不知道是啥器具，咱也没地方问去，但是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不管你是干啥用的，你充其量就是工具。

没错，钱这个字最初不是指代货币，而是指农具。在老古人心里，能用来生产粮食的，就是钱。如果没理解我这句话，我再给你讲个故事，从原始社会说起。

假设我们生活在原始社会，我的事儿很简单，打猎/种地，喂饱自己和家人，有空就多生孩子。很不幸的是，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交换，但是在秦始皇之前，交换也只是简单的事儿上见：我没有肉但有面，老张没有面但有肉，我们换一下，这是差事儿，根本没钱的事儿。

后来生产力上去了，每个人都有剩余了，我有面想换肉，还是去找老张换，结果去晚了，老张媳妇把肉换成柴了，老张说，你别吃肉了，你凑合吃柴吧，我跳起来给老张一嘴巴子，那玩意能当肉吃吗？

打了老张也不解决问题，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有肉——同时需要柴的人，那我还是可以吃到肉的，聪明人不只我一个，大家发现，只要掌握了交换的信息，吃肉的事儿指日可待。

人类的智慧在这里高光了，他们发现，我们不要记录每个人的剩余，只需要找出一个东西——这玩意谁拿着都能换其他东西，现代汉语概括的就很好，叫一般等价物，再后来，一般等价物就发展为货币了，也即我们俗称的钱。

是不是印证了《说文》里的思路？钱，只是刨食的工具而已。

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发现另一个问题又复杂起来了，再不是原来的人办事儿了，而是人办事儿赚了钱、人用钱办事、这事儿办成需要人和钱……

要说复杂，也不尽然，其实还是挺简单的，现如今天下大事，也逃不过“钱人事”的定律：

我（人），用自己的积蓄（钱），批了200双袜子，周末去摆地摊（事），卖给需要袜子的人（人）……

个人的事儿不算啥，再用国外的事儿看一下。

646年，日本人学习唐朝，调整了官僚系统（人），把土地从贵族手里收回来（钱），分给农民去种（事），日本正式完成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史称大化改新。

再远点，测试一下对不对：

一千年后，英国人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战争之外，核心的内容依然是人、钱、事的重新分配，无论是他们做的改革，还是提出的《大抗议书》，还是后来英国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核心就是限制/保护了谁谁谁的某某权利（人），有关经济的某项事宜今后应该如何处理（钱），不要让专制统治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事）。

但是千万要注意，钱是工具，不能等同于人和事儿本身。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日常生活里我们太常见一个误区了：

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朋友，做事踏实靠谱，但不知道在哪听了什么课，被什么人洗了脑，跟打了鸡血似的，突然跟你张口闭口只谈利益，满嘴“向钱看”，一肚子“富人思维”，干啥事都要先赚点钱再说，把钱当成唯一的信仰，谁劝都不听……

更可怕的是，这种人通常有个幻觉，那就是自己可能要“财富自由”了，他认为他掌握了“商人思维”。

这个不是“商人思维”，这只是变异的“小农意识”，说白了就是盲目崇拜，然后封锁思考，因为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钱可以是目的，除非你不花，否则金钱扮演的角色只是生产工具。崇拜它就像崇拜个锤子一样荒唐。

管仲的“三字经”

和孔子对时代的绝望不同，管仲总结出了“钱人事”的“三字经”，管仲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三个：办事的人不给力，钱没给对地方，事儿办不成。

什么问题都可以先用“人、钱、事”模板套一下，然后进行细化解决，核验是否划算，这才是“商人思维”，也是商人分析问题常用的办法。

管仲那个环境，能用这套我们现在都好用的分析方法，这就是管仲牛掰的地方。

我们一条一条说下去，先说人，国家的人大致分两类，一类叫军人，一类叫官员：

以前的军队打仗跟打群架似的，要干啥扯旗开干，按时发工资就行，所以军队凝聚力很差，兵混子比较多，那管仲就说，以后别搞这样的方式了，咱们把军队重新编排一下：

叁其国而伍其鄙。

这个解释起来有点枯燥，总而言之就是把军人按照不同的区块分开，同乡的、同族的士兵，搞到一起去，这样打起仗来，军队内部的团结不是问题，而且“打断骨头连着筋”，死了一个士兵，可能是其他人的兄弟，为兄弟报仇的斗志一点燃，战斗力不容小觑啊。就这样环环相套，战斗力瞬间爆表。

除此之外，还要：作内政而寄军令。

你在建立军队的时候，要为了打仗而建立，用“商人思维”套一下：招人可以，但得为事儿服务。

军人搞定了，官员相对就好搞定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引入绩效考核”，管仲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政府的存在就是管理人民的，如果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那设立各种部门，实际上就是浪费粮食。

所以，选择官员的时候必须要能够符合当时人民的道德水准，要做事，和军人一样，招人可以，但得为事儿服务。

这套组合拳打出来，管仲的老板齐桓公觉得他还是靠谱的，于是问他钱从哪来。

管仲说：羊毛出在羊身上，羊不肥，毛不多，先把羊养肥了，当然，羊给不给你剃毛，这是下节的内容。

让羊肥起来，就是管仲改革中重要的部分：富民。

国家来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税收，讲税收都会讲税率，税率是个比例，税收有多少，还是得看基数大不大，如果老百姓收入多了，就算税率偏低，税也一定少不了，所以，注重国家的GDP，还是对税收有帮助的。

那么怎么注重呢？除了鼓励耕种外，咱们也别怕现在社会搞出来的新东西，不但不怕，还要鼓励：比如，允许买卖，允许盖房子，搞轻工业……不但要搞，咱们还要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搞集体作业，集体才能带来效率，才能酝酿技术革新……这一系列满分操作目的只有一个——提高人民的收入，收入搞起来，税收才有指望。

有钱了，人才会听你的，事儿才能往下搞（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只要事儿说得过去，大家还是会支持你的。

管仲改革的成功，不用多说，历史上成功的变革，无不把握其中的逻辑，围绕“人、钱、事”展开，所以我们在筹划某件事前，都可以基于这个方面去考虑，从管仲改革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简单明快的道理：

任何一件事，都值得站在商人的角度上，重新审视和规划，这才是带着创业者的心去生活，这才是真的具备“商人思维”。不要老“往钱看”了，还有“人”和“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