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唐遗宝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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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唐遗宝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

本集文物1: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

本集文物2: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本集文物3: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在上一集节目中，咱们一起分享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文物——汉代鎏金铜蚕。咱们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和研究，算是开了个头。上一集里，咱们提到，丝绸这种东西，它本身在丝绸之路上不止是一种货物，也是一种货币。

“丝绸是货币”这个说法，可不是我个人的臆造，早在“丝绸之路”这个词儿诞生的时代，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您没听错，这个词并不诞生在咱们国家，而是德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1877年，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里，第一次用到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描述的就是从马林、托勒密等古罗马时代的学者开始，西方人所记录的那条东西方通道。

不过，机智如李希霍芬，他当时就明白一点，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通路线，肯定不止一条，贯穿东西方的若干条商道，也绝不仅仅是单一的物流通道。在这些路线上交换流通的，不仅有丝绸。小到瓷器、茶叶、香料、金银、牲畜、人口，大到文化、语言、宗教甚至是基因，都在东西方之间的商道上发生过大交换。对这种更广阔意义上的商道，李希霍芬更愿意用“主干道”、“商路”这样的词来称呼它。丝绸之路这个词，原本只是以李希霍芬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东西方流通大商道的一种代称。而后来我们大多数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其实是有点狭窄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把“丝绸之路”当成了一条单纯的丝绸贸易物流通道。

在陕博，我就找到了几件足以颠覆大家这种错误印象的物件儿。比如说，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和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这两件，还都是咱们的国宝级文物，1970年，它们一起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基建施工现场。当时，现场的施工工人突然挖出一个陶瓮，打开一看，好家伙，那真是金光闪闪夺人二目，里面装满了大量的金银器物，所有人都看呆了。接着往下挖，结果总共挖出唐代金银器超过1000件，足足装满了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制罐子，这里面的大部分，放到全球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孤品，数件被定为国宝，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何家村遗宝”。今天，这些重要的文明证物，基本都陈列在咱们陕博里。传统中“丝绸之路就等于贸易物流通道”的印象，在这些出土文物面前，可以说全部都被击碎了。

第一件要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东西精致可爱，远远看上去，就好象一只小巧的、弯曲的牛角，通体只有15.6厘米长，比一支签字笔长点儿有限。杯的口径是5.9厘米，比喝北京二锅头那口杯的口沿还小。这支形似牛角的玛瑙杯，“牛角尖”的一端，刻成一具兽首的形象，乍一看，像是牛头，可仔细一看又不是，这牛头上的角，怎么拧着麻花往上长，跟非洲汤姆逊瞪羚似的？牛头羚羊角，自然界没这种东西，我们不能管它叫牛首或者羚羊首，只能管它叫“兽首”。这个怪模怪样的兽首，它的口吻部，就好像戴着个镶金的嚼子似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巧的黄金做成的帽儿，可以打开，打开以后是个孔。黄金帽拧在孔上，就跟咱们拧眼药水瓶的盖子似的。在这支杯子上，这个黄金小帽儿，又正好成为了兽的嘴巴。也就是说，这只杯子，实际上是两头贯通的，如果要用它来喝酒，既可以使用相对宽大的杯口饮用，也可以在里面注满酒，拔开底部的帽，让酒像一条线一样，流进嘴里。

你仔细观察啊，会发现这只镶金兽首玛瑙杯，竟然是由一整块玛瑙雕成的。这块玛瑙，酱红色夹茶色，又天然带有乳白色条状带。工匠在雕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材料上条纹的走向，兽首头顶上弯弯的角，和它的两只耳朵，不偏不倚，恰恰利用了玛瑙的浅色材料部分，让雕出的兽首显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叫做“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整件作品从选材、到设计、再到工艺，都极其完美。

咱们前面说了，陕博里存有大量物证，足以告诉我们，在当年的丝绸之路上，是发生过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换的。眼前的这么一件小玩意儿，就是物证之一。怎么说呢？

首先，雕刻镶金兽首杯所用的玛瑙，是西域产物。在中国古代，大量的玛瑙都来自外域。北边的玛瑙，大多从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带，或者渤海国，也就是今天的我国东北地区而来；南边的玛瑙，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南红玛瑙，出自云南一带，这块地盘古代也长期不属于中原王朝。早在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就说过“马脑出自西域，纹理交错”。专家推测，陕博这只兽首玛瑙杯的用料，很可能就来自中亚或者西亚。

咱们再看兽首杯的设计，两头开孔均可使用，这是典型的西方形制。杯子上的兽首，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牛头，是东方中原土生土长的文化风格，而它头上的羚羊角，却一看就是西方文化元素。所以，有专家就认为，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国本地的工匠，仿照西方杯子的形制来制作的。在大航海时代还远没有到来的唐代，中原地区的工匠，能够接收到来自西方的文化信息、获取来自西域的玛瑙材料，还能加入中原独有的文化元素，经过自己的消化创作制造出这样精致的杯子来，足以说明丝绸之路自带非常强大的信息传输功能。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路，更是古代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陕博的另一件重要文物，和兽首玛瑙杯一块被挖出来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就更能说明问题了。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也是“何家村遗宝”之一，高14.8厘米，也就大概一支笔的高度，口径只有2.3厘米，提梁、壶盖、还有壶身纹饰，都是鎏金的，乍一看，游牧民族的特征扑面而来——从外形上看，这件舞马衔杯壶的器型很像一只用来盛水的皮囊，所以我们又把这种器型的银壶称为“仿皮囊银壶”，而皮囊水壶这种东西，是游牧民族喜欢用的。同时，这只壶的形状，又有点像我们骑马时脚踩的马镫。再看壶上的图案，壶身两面，以模压的手法各捶出一匹“舞马”的图案，舞，是“跳舞”的“舞”，顾名思义，壶上正是一匹活灵活现的起舞的骏马。只见这匹舞马体态矫健，依稀能看出是产自西域的胡马。马的嘴里，还叼着一只酒杯。

那么“舞马”到底是什么马呢？根据记载，在唐代，“舞马”是一项十分盛大的庆祝节目。比如说，唐玄宗李隆基过生日时，就安排有这项节目，唐宫中驯养的百匹骏马，在音乐的伴奏下集体起舞，领舞的御马，还会口衔酒杯为帝王祝寿，场景极为壮观，比今天咱们看到的，源自欧洲宫廷的马术“盛装舞步”，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诗人张说就曾在乐府辞里描述了这个场景，诗中说，“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jī。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在这件舞马衔杯纹银壶出土之前，学者一直认为，唐代宫廷中几百匹马一起跳舞，还整齐划一，马还能叼起杯子给人敬酒，是不可能的。哪儿有这种事啊？都是诗人浪漫地夸张吧！没想到，人家这件银酒壶可留下了图像证据，眼见为实，你说你信不信？

在“何家村遗宝”里，像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镶金兽首玛瑙杯这样的宝物，还有很多，比如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等等，都是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那么问题又来了——它们出土的地点，既非墓葬，又非遗址，这些宝贝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谁埋的？

资料显示，发现遗宝的何家村，在唐朝时是长安城的兴化坊，那可是如假包换的唐朝富人区。在这儿，您就甭说您官儿大——王爷、国公、京兆尹、驸马什么的，一撮一簸箕，随便掉下个砖头瓦块，砸死官儿的概率比砸死老百姓高。可是历史学家根据种种线索筛选，却发现众多王公贵族都不太可能是掩埋“何家村遗宝”的人，最大的一个“嫌疑人”，是当时的租庸使，刘震。

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德宗时，发生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叛军追得皇上到处跑。时任租庸使的刘震，一看势头不妙，马上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外逃。刘震的官职，租庸使，是主持国家税政的官员，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替皇帝敛财的官。那么他手里掌握这么多财宝，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东西不是他的，是国家的。

不过，刘震本人却没能跑掉——为什么呢？原来是被叛军给截住了。刘震这个人，对皇上的忠心也是有限了一点，为了活命，他“义无反顾”就当了叛军的命官。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刘震的家人怕出乱子，把随身携带的宝物就地掩埋了起来。谁成想没多久，朝廷又杀回来了，刘震因为当过叛军的官，相当于背叛过皇上，于是被杀。这样一来，他出逃带出来的东西，也就从此长眠于何家村地下了，我们也才得以在千年之后，看到了这些当年的珍宝。

咱们一再强调，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除了刚才说的这两件“何家村遗宝”，我们在陕博的文物里，还找到了其他能证明这一点的宝贝，而且，比兽首玛瑙杯和鎏金舞马纹银壶还要直观——这就是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唐三彩，大家都很熟悉，“载乐骆驼俑”，也好理解——就是骆驼上驮着人，人正在玩乐器。陕博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不止一件，咱们要说的这件，是1959年在西安郊中堡村发现的。在一头硕大的骆驼背上，搭了一个台子，台上一共有8个人，7个男性乐手，正在演奏乐器；还有一个女歌手，正在引吭高歌。

有人就要问了，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家一头骆驼上能趴八个人？你打算把骆驼压死啊——这可是骆驼，又不是公共汽车！

是，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离谱。其实不光是您，专家们也疑惑不解。不过啊，这还真有可能是真的。根据记载，唐代长安城里，有很多所谓的“百戏班子”表演节目，有耍猴的、吞剑的、变魔术的，跟老北京的天桥绝对有一拼。其中有一项表演，就是“载乐骆驼”。当年，在骆驼背上，不但有唱歌的，甚至还有跳舞的呢！但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原来啊，这种“载乐骆驼”，本质上是一种杂技——在骆驼背上表演的，可能是特意选出来的身材矮小的杂技演员，或者干脆就是侏儒，他们演奏各种胡乐，以博观众一笑。据说，有时候演员还会故意在骆驼背上表演一些惊险刺激的高难度动作，相当于把乐队演奏、驯兽和杂技都结合在了一起。

在陕博的这件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上，我们能看到，七名乐手分别拿着不同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箜篌、拍板、排箫、笙。这些乐器，就是当年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元素大交换的铁证！这些东西，很多都沾点儿“胡风”。您比如说笛子吧——咱们国家出土过距今8000年的骨笛，可以说是早有笛子这种乐器的。不过，在汉代以前，笛子差不多都是竖着吹，直到张骞“凿空”西域，今天常见的横笛才开始普及起来，“座中有老沙场客，横笛休吹塞上声。”——到了唐朝，横吹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这尊唐三彩上，吹笛的乐手，就是横吹笛子的。

再比如说琵琶，这就更典型了——全世界，都有类似琵琶的拨弦乐器。从音乐角度，咱们可以笼统地称这类乐器为“鲁特琴”族——东西方所有类似的乐器，结构都大同小异，用具有谐振特性的木材制成音箱，再由支架、琴弦等等，构成一个限制系统。演奏的时候，一手按弦，一手拨弦。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鲁特琴，是公元前4000年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一开始只有两根弦，以后同时向东西方发展，在东方和西方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鲁特琴系统。秦朝时，“中国版的鲁特琴”，琵琶，就发展出了它的雏形，向前弹拨，称为“批”，“批准”的“批”，向后弹拨弦，称为“把”，“把握”的“把”。所以，这种乐器最早被称为“批把”，时间一长就成了“琵琶”。在今天，英文里把“琵琶”翻译成Chinese Lute，也就是“中国鲁特琴”的意思。除此之外，咱们的月琴、阮，也都是这样的乐器。而在西方，鲁特琴一开始五根弦，后来加入了第六个弦组，就成了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乐器——吉他。有个词叫“胡部新声”，用来形容盛唐、中唐时代，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盛况，载满乐手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就是对“胡部新声”最生动的诠释。

从兽首玛瑙杯自带西方信息，到鎏金舞马纹银壶的胡风大盛，再到这件诠释“胡部新声”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都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换的铁证。而这些文物，大都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出现的。太史公司马迁称张骞是“凿空”西域，“凿开”的“凿”，“空间”的“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张骞的出使，在开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系上，具有开创性。其实，如果不是张骞凿空西域，中国盛产丝绸的美名，可能都传不到西边的古罗马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来到了大夏国，也就是今天中亚的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他突然发现，这些地方，有很多中国四川地区出产的“特产”，比如说，邛竹杖，再比如说，蜀布。张骞一打听，发现这些竟然都是大夏国从“身毒国”进的货！《汉书》里明确记载——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贾人，也就是商贾；市，就是市场的市，放在这儿就是采购的意思。那么这个身毒国是哪儿啊？其实这是古代的音译，咱们今天，叫这个国家印度。

大家听明白没有？原来，当时西域各国都从印度进口丝绸、布匹。这些东西，印度自己不生产，而是从中国四川“进货”。噢——张骞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版本的“海淘”嘛！这二道贩子当的，真滋润啊。

所以说，幸亏张骞去了趟西域，不然，汉朝可真是当了冤大头，还糊里糊涂不知道呢！汉朝人当然不糊涂啦，所以，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古代的优质产品，就源源不断地沿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这条路流向了西方，成就了咱们今天常说的，从长安出发，经酒泉、张掖、敦煌一路向西的西汉时代的丝绸之路。不过，从四川到印度的这条路，也没有废掉，今天，它成了广义上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然而，张骞通西域，真正的目的却不是做生意，而是联合西域各国攻打匈奴。而且，汉朝主要是想拉拢当时的西域强国——月氏。可是月氏怕匈奴怕的不行，汉朝没能把他们拉拢成真正的盟友。张骞最初的目的，等于没达到。到后来，还是西汉自己动手，把匈奴给揍了。

那么后来是谁重重地打击了匈奴呢？匈奴人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这些问题，我会在下一集为你一一解答。《了不起的博物馆》第二季，带您神游中华古文明。我是河森堡，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