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雯绮
学校部门：广州新东方优能中学
在湘西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最初的文学写作阶段并没有像当时多数的青年学生一样，受到五四运动理性的神启，文章篇幅只多述乡村生活的活泼淳朴，也仅限于对城市生活的牢骚和讽刺。直到 1922 年，一个受到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工人朋友，为沈从文带来了新文化的冲击和震动，把他从时代的边缘带了回来。
一、成长环境造就的湘西情结
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沈从文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收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
个环境中成长，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所谓的“这个环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环境呢？在沈从文的笔下，是这样的：“四周远处全是高的山，喊一声时有半天回声......山腰里刺莓多得不奈何。两人一旁歌唱一旁吃......莓是这里那里还是有。”、“娘是低了头，正把脚踢那大花公鸡，‘援助弱小民族’啄食糠拌饭的。”
作者生于湘西长于湘西，傍着奇伟的自然景观，群着质朴的“乡下人”，这里的一切并没有着意影响他，却是潜移默化地把他同化成了原始的生命形态。湘西的一景一物都植入了幼年的沈从文的潜意识之内，更与之产生了永生不可割裂的情感认同，就如同小孩对母亲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依赖一样。反映在沈从文身上，则是独特的湘西情结，是生理、精神、文化上的血缘关系。湘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他心目中都具备了一个能够引起情感抒发的触点，使他一旦触及，便有强烈的抒发、表现的欲望，促使他自然而然地不惜以大量篇幅细致入微地为读者展示他所眷恋的湘西画卷。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摈除物质色彩。这就使他笔下的“自然”与“人情”得以偏重表现，因此在他以湘西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读者常常能感受到原始的、质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在《山鬼》中，沈从文是这样描述毛弟的妈的：“毛弟的妈就是我们常常夸奖那类可爱的乡下伯妈样子的......凡是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毛弟的妈照例也得了全份。譬如象强健，耐劳，俭省治家，对外复大方，在这个人身上全可以发现”。
显而易见，毛弟的妈在文中的形象，是作者对“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印象的具象化，抑或说，是“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品质”的集中化。者毫不掩饰地夸耀了乡下妇人的品质：有一双会干活的手、强健的大脚、泛着健康红的带着微笑的脸庞，作为农妇安守本分、勤勤恳恳，天性豪迈自然，亦育得每一代皆天性豪迈自然。
至于毛弟，他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湘西人民分明的爱憎。厌恶作为“恶劣分子”的大花公鸡，三番四次出手干预喂食、进行打压，最后公鸡被煮时还故意要看鸡在锅里的惨状，用铁铲去按它高昂的头。“凡是恶人作恶多端以后会到地狱去，毛弟以为这鸡也正是下地狱的”。这句主观色彩偏浓的话语，表明了沈从文对善恶有着分明的认知，也表明了他对人类原始的人性以及道德观念的认同。由此，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并不仅限于沅水一带美好的山水风景，还牵连了当地传统的、淳朴的人性与人情。
无论是毛弟妈的勤劳质朴，毛弟的爱憎分明，还是众村民的善良互助，都印证了作者心中存在对原始人性的最初认识。怀着此种美好的认识孤身北上，想必沈从文当时亦有满腔对世界的美好期待，然而他遇到的人事并不尽如想象一般纯净，见到的也多是城市疮痍的一面，因此每每在他执笔时，对湘西还是有着一种蓦然回首式的憧憬与情结。
二、对“癫子”的形象自化
癫子在《山鬼》中的首次登场，是在万万的描述里出现的：你家癫子这时真癫了，见我一到峒门边，蓬起个头瓜，赤了个膊子，走出来，就伸手抓我的顶毛。这句话读毕，读者不难想象出癫子是一个邋遢、可怖、失去理智的“野癫子”，与现实生活里见到的普通的癫子形象几乎没有违和感，符合人们对癫子的惯有想象。但是越读就越发现蹊跷：“别人不欺凌他他是很少理别人，既不使人畏，也不搅扰过鸡犬......他是因了癫，反而一切更其讲究起
来了。衣衫我们若不说它是不合，便应当说它是漂亮。他懂得爱美。布衣葛衣洗得崭新。头发剃得光光同和尚一样。”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下，癫子是显得这般安静、洁净，还有爱美的心，怎么也无法与万万口中的癫子形象吻合起来。 两种视角的矛盾，或多或少展现了沈从文的感情倾向：村民眼里“真癫了”的癫子，作者对于他，确实带着些理解的、赞许的意味的。
仔细读来，癫子为什么是“癫子”呢？“老老实实一个人寂寞活下来，与一切隔绝，似乎感情开了门，自己有自己一块天地在，少同人说话。”、“他比平常人要任性一点，要天真一点，他因了癫有一些乖癖，平空多了些无端而来的哀乐，笑不以时候，哭也很随便。”“他凡事很大胆，不怕鬼，不怕猛兽。爱也爱得很奇怪，他爱花，爱月，爱唱歌，爱孤独向天。”齐集了以上几项其他村民没有的特质，便使癫子成为了村民眼里的“癫子”。
在原始的乡村世界里，一个正常人应当是像娘、像毛弟、像万万，操持着农务、放牧着牛羊，该砍柴时砍柴、该插秧时插秧。然而癫子更愿意来去一天步行二十五里路为了赏桃花、看木人戏，成天去追求虚无的“美”，正经的农事反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不是癫是什么？
可是以上的特质足以使癫子成为除村民外其他人眼里的“癫子”吗？好像也并不能够。爱花、爱月、爱唱歌，这些并不能被归结为“爱得很奇怪”，恰恰相反的是，在城里人眼中，这都是顶高尚、顶文雅的事情，又怎么能说这是癫了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癫子身上明显具备了城里人的特质，然而这些特质并不为其身处的乡村世界所接受，于是癫子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民眼中的“癫子”。同时，癫子所展现的的并不全然是城里人的特质，还有一些更特别的，只与沈从文相互吻合的东西。
癫子忽然癫起来，在小说中被归结为命运——这与沈从文决意北上时对命运的感知如出一辙，而癫子寂寞内敛，则恰似作者自己敏感多愁的性格。大胆而天真任性，爱花爱月爱美，这虽不是村民的传统脾性，却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新青年的普遍特质，是人性与本我的完全释放。于是不难联想到，这样一个不被村民认同的、乐于独自寻找“美”和自由的“癫子”，便是孤身离开湘西、勇敢追寻理性启蒙的沈从文的自况外化。
两种视角的冲突表明，沈从文已经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与湘西故土产生了精神上的分歧，在故土长存的精神已无法支撑他冲破蒙昧、追寻理性。沈从文放弃安稳平静的生活，选择只身北上与命运赌博一场，有着清醒而坚定的内动力；但在村民眼中，这大约是癫子才会做的事情。纵然故乡的风土人情依然亲切淳朴，却也逐渐显出了和沈从文的精神主体分道扬镳的一面——他们愚昧、无知，理性世界混沌未开化。
从《山鬼》看来，文中的景物描写略嫌繁杂，结构也不够紧凑，但却从侧面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故土的眷恋之情，反映了当他发现自己的精神与故土传统的精神出现分歧时，内心的情感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强烈的湘西情结在情感上牵引了沈从文，但他的精神主体却与湘西背离得越来越远。不安于传统，不安于固步自封，而是致力革新，追寻理性——这就是沈从文与湘西世界之间最大的精神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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