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雅士为何钟情于山居？

回眸历史长河，山居生活 ，自古便倍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春秋时期，范蠡告别名利场，相传与西施泛舟于太湖之上；东晋有陶渊明弃职而去，归隐田园，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生活；唐代更有王维将山水园林“搬”至家中，足不出户，便可赏林游湖。

古代的文人雅士为何如此偏爱山居生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节目，走进古代文人雅士的内心世界。

山居文化是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诗词画作里可窥见一斑。文人墨客、雅士鸿儒喜爱居于山林这一心理，可以追溯到“返归自然”的道教思想——老庄哲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土生土长”也表现在与我们的名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现在人们所说的仙，这一“仙”字便是由“人”与“山”所构成，而隐居的文人雅士也同是“山”与“人”，追求仙风道骨，形成了道教的“灵山崇拜”文化。

研究道教的史学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分化和发展”，“改造和充实”的时期。自曹魏以来，道教提倡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希翼得道成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认为神仙居住在山中，因此众神毕集的灵山便为人们所崇拜，而五岳是其灵山崇拜文化的主体。

神州大地众山之中，惟五岳最尊，五岳诸山成为道士隐士们，谢绝尘务、修身养性的理想之地，也成为了传授道书的地方。许多失意的文人为了在精神上找到一条出路也信奉了道教，如王导、谢安、庾亮等。这批名士均出入玄儒，礼玄双修，真正实践了“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玄”。

从南宋开始，士族厌恶劳动，鄙绝庶务，不谋仕进，退隐山林大有人在，如王敬弘，王延之，谢惠连等。这一系列行为无形中推进了源自原始形态的山崇拜文化。

山，实在而又稳重，不像泥尘一般随风飘散。面对巍峨的高山，会产生一种崇高感；面对涓涓的流水，会产生一种柔美感。大自然的雄伟高大、宽阔阴柔渐渐成为一种人格现象，“崇高”“优美”等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就如这山一样古朴秀丽、典雅静穆，毫无仕途小人言以抵毁、阿谀奉承般的肮脏做派。

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归园田居》正是其仕宦情结与山水情结激烈碰撞的精神产物。

陶渊明的一生中非常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不满当时土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3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并没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

后来，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顺应自然的理念与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天性一拍即合，加上他厌恶官场，专注于田园生活早有隐逸田园之意，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的最终抉择是从“尘网”中挣脱出来，归隐山林，在田园生活中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理想。因此自魏晋以来以陶渊明为典范，超凡脱俗，远离尘俗，悠然雅趣的山居生活成为了一代代文人雅士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正因有了陶渊明这一典范，大家越发对山居生活趋之若鹜。

诗仙李白跟陶渊明的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是因为仕途而选择归隐山野。但不同的是陶渊明是不甘为五斗米折腰，主动退隐田园，做一个悠闲山人，对尘世毫无眷恋，更符合一个隐士的风范。而李白则是在官场失利、被挤压之后被迫远离世俗，这种清高显得有些无奈，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悲愤感。

众所周知，李白少年成名，梦想当一位游侠，这也是他为什么有很多侠客主题的诗。他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后终于得到了宰相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推荐，在唐玄宗面前，凭借自己的才华，赢得了赏识。但当时唐朝处于藩镇割据的境况，玄宗又沉浸于与杨贵妃的欢好，不理朝政，所以对李白的才能并不感兴趣。加上李白狂傲的性格得罪了当朝不少的权贵，所以李白的仕途艰难万分。在无比悲愤的心境下，李白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组诗《行路难》。

最为著名的便是组诗中的其一，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成为无数身处失意之中有志之士激励自我的千古名句。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另外两首较《行路难》其一名气稍逊，但却将李白复杂矛盾、回环往复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行路难》其二，与其一中的表达有相通之处，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像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而第三首诗纯言退意，与第一首心情有异。第三首诗纯言退意，与第一首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的诗歌大都述说自己的平时生活，用诗词记录了自己的大半生。在他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于是决定离开官场，归隐山林，这才有了后面很多赞美祖国山河秀丽的诗歌。这些诗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自然景色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淡淡的透露出自己不愿意放弃的理想抱负。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文人雅士之所以寄情于山水，是源于对仕途坎坷的自我疗救。一头扎进自然，在山水之间来平衡失重的命运，慰籍受伤的心灵。

虽然从他们的诗句里不难发现，不少诗人在年轻时也曾气冲霄汉，壮志凌云。李白说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贾岛说过：“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如今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但是，这些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人大多都在现实中摔得鼻青脸肿。于是，诗人的仕途生涯显得坎坷黯淡。理想的破灭让诗人们认清了自己的“命”。但是仕途的穷途并非生命的末路，在山水之间，诗人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归宿。

所以总结下来，古代文人雅士钟情山水，除了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外，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空有抱负却无施展才华之境遇；而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能够排遣忧愁、激发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无可厚非，人对于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有种接近本能的羡慕和渴望，湖光山色，有规律的生活，回归于大自然之中，没有世间的喧嚣和烦恼，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人心。

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山居生活理解为一种逃避，相反，它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野心。是我们想要“明智而忠诚地度过漫长的一生”所做的努力。

现代城市生活中，山居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或许我们可以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像古代的隐士一般，寄情山水，回归自然，找寻那颗因忙碌而迷失的本心。

这期节目我们一同了解了古代文人雅士之所以钟情山居生活的原因，想了解更多的山文化记得订阅本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