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即开启阻塞的道路，更深一层则可以理解为清除政治统治中的弊端。本篇将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治理的方法不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不同。所以，治理国家就要既不效法古代，也不拘泥于现有制度。拘泥于现有的制度就会阻塞政治的进步，这就是政治的弊端。本文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现在的民众失去了先民的朴厚而变得奸诈虚伪，面对这种状况，先前儒家的仁政就行不通了，而只能用法制。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刑多赏少，目的是以刑去刑。因而法制看似严苛，却能够禁止民众不犯法，是对民众最大的保障。法制看似与儒家的仁义相反，却与德治殊途同归。法制才是当时清除社会弊端的必要手段。本文中有些观点重复前篇，有些观点则令人耳目一新，如“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说明本文不仅仅强调法制在政治中的作用，还强调法制的执行力，这不失为一种明见。
译文如下：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就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民众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压制对方来竭力夺取财物。压制对方就会争斗，夺取财物就产生纠纷，发生了纠纷却没有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没有谁会顺心。所以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奉行无私的原则，因此人们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仁爱的人都把爱护别人、利他当作自己的本分，而贤人把推举贤人当作道义。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又乱了。所以，圣人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不行，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权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崇尚贤人的方法就没有用了。爱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的，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自私自利便行不通了。这三个时代，不是行事互相违背，而是世风变化使人们所重视的东西变了，社会形势变了人们所要施行的政策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君王统治天下是有准绳的。君王统治天下是一个途径，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又是一个途径，他们所行的途径不同，而他们所奉行的准则却是一样的。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以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人聪慧，那么以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聪慧，就会聪明有余而实力不足。人的本性：无知就要向人学习，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于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世人聪明，可是当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人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
圣人不效法古人，也不遵循今人。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今人就会被社会形势阻碍。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社会形势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方法，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推崇顺从君主，用武力夺取天下却崇尚谦让。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则尽力防守，远不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商汤、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被堵塞了，所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征战的，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敦厚，现在的民众欺诈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教化民众放在首位实行德治；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使用刑罚放在前面实行法治。这是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义”，就是要建立民众所喜好的，废除民众所厌恶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立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颠倒，不可以不弄清楚。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忧虑就要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纵，放纵就会懒惰。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世人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用民众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民众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九，奖赏占十分之一；政治混乱削弱的国家，奖赏占十分之九，刑罚占十分之一。人的罪过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种是世人常用的方法。但是刑罚在人民已经犯了罪后使用，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的“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杜绝。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得到治理了。国家得到治理，就必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独享清明的政治。两个国家这样做，战争就可以有所止息。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合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那么，天下之人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让他治理天下。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摆脱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迷惑。对天下民众有利的事没有比治理天下更大的，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好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更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更急迫的，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苛刑罚更重要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禁止民众犯罪，用刑罚规范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而不理会民众的善举，借用刑罚以消除犯罪。
霍bit
商鞅真是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