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头，那些渐渐消失的记忆
作者：李建荣
水头，那时不叫镇，叫公社，因为同蒲铁路线在这里停靠，这里是我们夏县的旱码头，其实这里比我们夏县城更像一座城。
最让水头富于神秘的城市色彩的地方就数火车站了。那时火车的运输几乎占到所有运输业的90%，整个夏县物资的供应和输出都要靠水头车站。火车站的占地面积大概占到了水头“城”的一半以上。我家距离水头十几里地，站在岭上大致就能看见火车冒着滚滚浓烟，声嘶力竭艰难行进的样子，多少节车厢数不太清，反正是长啊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村就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爷爷奶奶常常会根据火车的鸣笛来判断时辰，唤醒我们上学。每次跟随父母走亲戚路过水头，都要看会火车，看道口火车来之前，身着铁路制服的师傅是怎样把两根大栏杆放下放上，挡住了所有行人和车辆，人们驻足观望，等待这个令人起敬的巨无霸的通过。忽然喷出来的水蒸气直冲云霄，车轮在铁轨上有节律的隆隆作响，负载几十节车厢前行，力大无穷。看火车，差不多算是我们农村孩子去水头的乐趣之一，每次都觉得特别过瘾。
水头煤场应该也隶属于火车站管辖吧，一座一座小山丘一样堆积的煤，都是从火车上卸载下来的。每到入冬前，拉煤的车辆排起的长队有几百米远。大部分是各家各户的小平车(木制两轮)，少数是生产队的胶皮轱辘马车。过磅员、开票员、看护煤场的管理员，感觉都特别牛逼，权力都非常大，喝骂我们拉煤的农村人我们都不敢吭气。谁要是有关系认识个煤场的工作人员，能装上质量好一点的煤，早一点过磅，或早一点交上钱，会觉得非常有面子。因为每次拉煤几乎要占去一天的时间。我们家没有壮劳力，父亲在外地谋生，每次拉煤都是母亲和我，我年纪还小，只给母亲打下手，主要是能帮妈妈上坡的时候使劲在车后面用力推，因为“坡底”村前有一大段上坡路，足足有二三里长。备好一冬天的取暖用煤，对各家各户也是一件大事。
“坡底”村有个有名的工厂叫石英厂，石英厂单位很大，生产什么我不知道，但石英厂像个镶嵌在水头的小香港，人非常洋气时髦，我们当地农村人第一次接触普通话可能就是从石英厂那里听到的。后来石英厂的人天南海北分流完了，听说是产品没有销路，工厂便自生自灭了。
记得水头有个物资站，后来叫生产资料公司，管辖的事务非常多，买化肥、买农具或自行车等常常需要走后门才能买得到，还有生猪的收购好像也是他们管。我们农村人要想把自己养肥的猪换成钱，得用平车拉上去他们那里出售，不允许自由买卖的。验膘看等级、过秤、扣水分、开票、领钱，基本也要用去大半天的时间。如果价钱卖的好，妈妈会高兴一整天。
去水头交公粮也是一年里必须的一件大事。通常是母亲和我丝杆上几户亲戚去，由亲戚帮忙来完成。因为粮站的麦堆很高，要踩着阶梯把粮布袋搬上去倒在粮堆顶才算完成。后来姐姐找了对象，我们家上公粮基本都是由姐夫完成的，我还能混上妈妈备好的一桌好饭菜。
后来我上了中专，自己用平车送了200斤小麦到水头粮站，换成了粮票带到学校。那时粮站已经开始冷清了，偌大的粮库和场地，除了工作人员，没有几个办事的人，因为国家规定粮食及好多农副产品可以自由买卖了。粮站、生产资料公司、农机站、收购站等部门受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一、二级公路，我们夏县所有去外地上大学的学子，都要通过水头车站完成行程。由父母兄弟或亲戚朋友送行到候车室，往往是夜半时分。向亲人挥别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情，常常一转身就是满眼的泪花。站台上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就是一支情感催化剂，记得我上学那次播放的曲子是《昨夜星辰》，很有伤情别离的况味。
水头是夏县的门户，也是引领时尚潮流的窗口。那时我们夏县中学的学生里，只要从水头方向来的，明显有别于其它地方，感觉多少沾染点时尚的成分，当然这主要是指水头街上来的那几个学生了。不过我们水头农村过来的学生多多少少也被赐予一份天然的满足感。
喇叭裤、牛仔衣、烫发头等似乎也是从水头传播到县城的。但水头也盛产一种不光彩的元素~贼，偷煤，偷木料，偷石油，车站的货场有啥就偷啥，客运的列车和汽车上常常有水头上来的小偷光顾，而且营运商和被偷的客人还惹不起，拿她们很无奈。
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水头已经彻头彻尾变了，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小镇中的一个，宽敞的街道，瓷砖贴面的门面房整齐划一。高铁已经改道，所有火车电气化提速之后，水头便不再停靠了。火车站没了，一切由它衍生的事物消失殆尽，煤场和粮站等等的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了商品房。曾经的小偷和街霸，现在大多生活得也不如意，毕竟没有一份正当的营生的技能。
夏县城毕竟是县城，现在交通四通八达，听说很快就要合并为运城市的一个直辖区，跟着现代化的步履阔步向前了。
作者简介
独舞者，现供职于运城市中医院影像科。业余爱好阅读写作，曾在《健康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等报刊及各网络平台发表作品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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