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

人文2021-04-10 00:48:00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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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推荐本书

本书提供了一种看待青少年犯罪的新角度,有助于我们完善青少年的教养体系

作者简介

汤姆•R.泰勒(Tom R.Tyler),哥伦比亚心理学学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耶鲁大学麦克林•弗莱明法律与心理学教授,司法协同实验中心的创始主任。泰勒也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他于2012年1月加入耶鲁大学法律系担任法律与心理学教授,并曾在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北大学任教。泰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正义在团体、组织、社群及社会人际关系塑造中的作用,特别是社会运转中的正义或不正义之裁判对塑造正当性、服从性与合作性的作用。泰勒撰写了《人们为什么合作》(2011)、《合法性与刑事司法》(2007)、《人们为什么守法》(2006)、《信任法律》(2002)、《团体合作》(2000)等著作,他曾因“法律与社会学研究中的范式转换”研究而获得美国法律社会学研究协会的哈利•卡尔文奖(2002),并因创新性研究而被国际正义研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2012)。


里克•特林克纳(Rick Trinkner),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助理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阐述了孩子和青少年如何形成对法律的认知。通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方法,作者梳理了焦点集中在家庭、学校和少年司法系统的社会学文献,揭示了权威和权力在基本社会制度运作中的基本冲突。作者认为,当公众对警察、法庭和法律的信任降到极点时,协商型权威/共识权威(consensual authority)可以提升法律正当性。    


法律社会化是孩子和青少年获得与法律相关的价值、能力和推理能力的过程。这种价值和态度——特别是正当性——预设了赞同法律和服从基于正当性的法律制度的能力和意愿。当一个人18岁时,他对法律的观念已经基本定型,很多学者忽视了这个过程,而主要关注成年人以及他们法律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过早地将犯罪的孩子送入司法系统并非恰当之举,这反而会增加他们成年后犯罪的可能性。


本书从三个相关但却又不同的方面着手进行论述,即家庭、学校和青少年司法系统。作者强调个体养成与他对法律和法律权威的认知定位、责任及义务相关,而非基于对惩罚之担心。作者认为,权威可以使价值内化并增进支持态度。协商型权威/共识权威同三个问题密切相关:权威如何决策、权威如何对待人们以及权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界限。当人们感受到权威是公正的、令人尊敬的,以及了解权力的限度之后,他们更容易赞同和听从引导。尽管现有的证据已清晰地表明了协商型权威的作用,但在美国的家庭、学校和青少年司法系统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基于强压和普遍支持的支配性力量的权威之运行。由于公众现在对警察、法院及法律持有很低的信任和信心,从而使得法律制度的实效性减弱,所以作者提出了在不信任中提升法律的普遍正当性的替代措施。


目录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因素

第二章 法律社会化的一般方式

第三章 生命历程中的法律社会化


第二编 法律社会化模式

第四章 法律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

第五章 法律推理的发展

第六章 神经发育与法律能力


第三编 贯穿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法律社会化

 第七章 家庭中的法律社会化

 第八章 学校里的法律社会化

 第九章 青少年司法系统内的法律社会化


第四编 结论与最后的思考


免费试读

作为价值观获取媒介的父母权威

父母-子女纽带是孩子遭遇到的第一个权威联系。基于父母-子女纽带的首要性和孩子对成年人的依赖,这种联结在孩子生活中的权威合理角色的最初印象之形成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父母在塑造这三个方面的价值观上具有关键作用,孩子将像成年人那样界定他们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联系为孩子提供了第一次与权威接触的经验,这将影响孩子对权威对待人们的方式、对决策之期待,以及对权威是否会尊重自身权力的合理限度之理解。


我们的重点是,父母的行为如何促进孩子们习得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的内容是权威应该和将要行使权力的方式。然而,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管教方式都是一样的。在父母如何管教他们的孩子以及规制冲突的目标、意图和方法上,不同的管教方式间存在差异。在权力和权威方面,管教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赋予孩子不同的价值观。这种差别促使孩子对权威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应。正如我们将要论及的,管教中的许多手段有助于促进人们自愿服从和基于合法性进行合作,但其他模式可能导致人们的拒绝与不信任。在这些方式中,权威只能借助强制手段来加强和维持服从。


强制模式:借助强力实现服从

借助强制的管教方式植根于专断控制的趋势。其中,服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比向孩子灌输其他价值观更重要的价值观,这种方式并不关心权力的行使方式与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否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相反,与权威的关系被工具化地认为是单向(oneway)事项。简单来说,成功的父母是能保证孩子服从的父母。父母设定规则,而孩子必须服从父母设定的规则。如果孩子不服从,那么他/她必然受到惩罚。好孩子是那些服从的孩子,无论服从是基于自愿的同意,还是源于他们对惩戒的恐惧,这都无关紧要。同样,服从是重要的,但让孩子理解服从的原因则是更重要的。


为了让孩子服从并将服从作为一种价值观,父母倾向于使用体罚(如打屁股)来管理孩子的规则违反行为。为促使孩子实施规则服从行为,父母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了工具主义的控制方法。因为父母并不重视向孩子灌输促使他们自愿服从的价值观之手段,所以他们必然是运用自己的最高权力和地位来对孩子进行管教。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管教方式已经被证明无法对价值观的发展产生影响。将管教子女的做法同孩子们随后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研究一直表明,体罚在内在控制和减少后来的规则违反行为方面收效甚微(Gershoff, 2002)。


实际上,强制性纪律非但不能促进规则服从行为,反而更有甚者会破坏这类行为。强制性纪律不能通过将服从内化为一种价值观之方式来促进合作与规则遵守行为,其通常会导致孩子拒绝不值得信任的权威,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服从(Trinkner, Cohn, Rebellon,&Van Gundy, 2012)。例如,专制的管教方式同家庭中不断增多的规则违反行为相关(Straus, 1991; Straus&Donnelly, 2001),其会增加孩子采取冒险的行为(如在家庭以外酗酒和吸食毒品)之可能性(Newman, Harrison, Dashiff, &Davies,2008)。其他研究直接将体罚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Fine, Trentaacosta, Izard, Mastow,&Campell, 2004; Simons, Burt, Brody, &Cutrona, 2005)。格肖夫(Gershoff)与比滕斯基(Bitensky)认为,“如果父母的目标是促使孩子道德内化和减少他们的攻击性行为与反社会行为,那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体罚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是有用的”(2007, p.235)。


 体罚已经被证明会导致孩子采取诸如人际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其在促使孩子长期遵守法律方面基本没用,对合理价值观之形成也无甚助益(Fraser,1996;Patterson&Yoerger, 1993; Earls, 1994)。相反,体罚可能会引发反社会行为,并致使孩子疏离人群(alientation)和表现得玩世不恭。例如,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全国研究涉及了3000个孩子和6000对夫妻,施特劳斯(Straus, 1991)将家庭内外的体罚经历同不断增多的暴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报告指出,受到最严重体罚的孩子是最有可能被执法部门逮捕的。后来的研究也将孩提时代的体罚经历同成年阶段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Straus&Donelly, 2001)。尽管对于许多家长而言,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体罚形式,但施特劳斯认为,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许多暴力行为的征兆。


剥离体罚对亲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发展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很多管教行为和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Morris&Gibson, 2011)。在很大程度上,体罚与许多管教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围绕着纪律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权威的方式可能是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运作的。例如,兰斯福德(Lansford)等人研究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母子二元关系,他们发现,当体罚被视为不规范的时候,消极后果更有可能出现。在那些体罚不那么普遍的国家中,体罚的使用与孩子的行为问题之间表现出强烈的联系。兰斯福德和同事们认为,关键问题是,一种方式的使用是否使孩子们认为父母是好的或者是关心人的。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文化中,体罚的使用会导致孩子的更高程度的人际攻击。如果父母用强力控制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就是在教他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强力控制其他人。


然而,研究普遍指出两个重要的因素,它们表现出在纪律中使用体罚的征兆和后来违法行为的征兆。第一个是适用纪律的做法前后不一致,其体现的是更大范围的管教做法之表征(indicator),重点是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的权威运用之方式。父母是否采用公平的方式管教他们的孩子?例如,释明决定、允许和保持公开的对话,以及以透明和连续的方式适用规则。研究表明,惩戒的影响因惩戒在多大程度上被孩子视为是公平的而有所不同(Piquero, GomezSmith, &Langton, 2004)。再者,适用不公平的惩戒程序之消极结果是众所周知且非常普遍的。对于父母而言,不同的管教方式通常有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父母是否被认为是合法和公平的权威人物(Keijsers&Laird, 2014)。


其次,研究一直指出,一段关系(如社会情绪纽带)的存在或不存在对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之习得来说是很重要的。无法在情感上与其他人产生联系,以及不能与父母发展出重要的情感联结,这些都与反社会行为和违法行为存在联系(Sullivan, 2008; Wasserman et al., 2003)。同样,母性敌意(maternal hostility)影响家庭关系纽带,其与违法行为存在关联(Moffitt&Caspi, 2001)。正如劳布(Laub)、桑普森(Sampson)和斯威(Sweeten)所指出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学校的社会联结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预测关系”(2018, p.318)。例如,肯普夫(Kempf, 1993)在回顾了七十一项研究之后发现,与父母联系的不紧密(poor attachment)将导致孩子的违法行为增多。


劳布和桑普森(2003)认为,那些一直从事犯罪行为的人“不能与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建立亲密关系或形成任何联系。人们可以认为这些人有扭曲的自主意识,因而他们不关心或不在乎其他人”(p.194)。同样,西蒙斯(Simons)、约翰逊(Johnson)、康格(Conger)和埃尔德(Elder)发现(1998),对于孩提时代具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孩子而言,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发展出稳固的社会纽带,那么他们的违法行为就会减少。若管教的做法传递出不尊重孩子、轻视孩子或者其他认为孩子无价值的信号,以及采取孩子们不能理解的不连续和非透明行为的,则孩子们对父母的慈爱感之推断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将受到损害,社会纽带的建立亦会变得困难。事实上,上述管教方式造就了以愤怒、敌意、蔑视和叛逆为特征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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