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量子卫星总指挥王建宇做客文汇讲堂“人文解读‘四大未知疆域’（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系列讲座”，主讲《“墨子号”的成功与中国式的科技创新》。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科普作家李淼任对话嘉宾。两位嘉宾从“墨子号”的发射为何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中国的量子信息学研究如何从跟踪到引领、拥有了量子技术的人类生活方式会有怎样的改变等，为讲堂听友带来了人文解读科技前沿的学术大餐，除了知晓最难懂的量子信息学外，中国科研决策机制的优越、工程师与科学家的默契配合、中国科技人勇于挑战攻克难关的爱国心，也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了听众们掌声。
嘉宾对话
王建宇与李淼在对话环节中，从量子力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进行深入交流
李淼：感谢文汇报文汇讲堂的邀请，尽管我懂量子力学，但是从量子力学到量子通信再到量子计算、“墨子号”中间还是有鸿沟的，所以，我今天也是作为一个外行来向王院长学习的。
美国、欧共体某些项目的居前与丧失优势与科学决策机制有关
刚才王院长演讲中，多次提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决策中“国家行为”，它的优势非常有利于做像墨子号这样先锋式的探索和实验，这一点我感同身受。确实，不光是墨子号，第一颗先导卫星“悟空号”，也得益于这种机制。美国人也在做这种探索，华裔科学家80岁的丁肇中先生主导AMS02实验，主要也是探测暗物质，当然还会做其他实验，但在美国要专门发这样一颗卫星确实很难。昨天的新闻里，还报道了特朗普总统为了力推美国全民就业，要削减了卫生、健康、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经费。
在美国，通常由科学家提出计划，然后层层上递，一直到国会和总统，或许还会遭遇国会和总统政见不合的拉锯战，欧洲也同样需要整个欧共体来集体决策，执行力就会大大下降。就我研究领域的引力波实验探测，一年多前全球人都知道是美国人探测到了引力波，这是在地面的实验，美国也想到太空去做，以便看到更遥远的天体、更微弱的信号。这个计划已经申报了20年，在欧共体也是两年前才刚刚通过，非常困难。潘建伟院士的导师要通过欧共体计划的难度，我完全可以理解，这说明中国在决策方面的优越性，通过正常的专家通道递上去，可以一直通到最高决策层，不会遭遇“拉锯战”。这其实不光对大科学哪怕普通科学和小型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又比如中国高铁的发展，现在走向全世界了，美国人也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的体制制约了速度。
李淼指出，中国的科研体制有利于“墨子号”的探索和实验
国家支持、开放政策、多元平台确保了我们决策的先进
王建宇：国家刚刚加大科研力度时，也有不少人抱怨我们的科技比较浮躁，西方国家如何鼓励原创。通过墨子号工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改变了这种认识。这几年，中国的科技发展确实特别快。2000年，我当所长后参加的每年科学院院工作会上，以往达到一般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就可以上会讨论了，这两年要看是否国际领先，说明这两年科技改革后成效非常显著。
除了国家支持外，还得益于我们的开放政策，像李淼老师这样的海归都回来了，中国人很聪明，但你在国外单独做和在国内大家一起做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新的东西层出不穷，这时我们科技的合作优越性又体现出来了。
另外，美国的审批制度中有时未必完全是科学性在起作用，夹杂着政治和利益斗争，但在中国，至少从科学家到领导人，都是视该科研是否真正在国际前沿，能否真出结果为标准。
我很幸运，2007年经科学院院领导介绍认识了潘院士，说你这个团队原来做过嫦娥一号的激光高度计，虽然有强激光和弱激光之分，但原理上很相似，你们看有没有合作可能？半年不到，科学院就启动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拨款7500万来验证此事的可行性。而科学院什么人才都有，平台找到小卫星；地面望远镜，成都光电所做得最好；激光器找上海光机所；最后和天文台联系，一下子就组织一个队伍，这种速度和方法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但国家现在毕竟还是资源少，因此，项目都是好中选优。我最早做成像光谱技术的，在国家支持下，做出国内第一台成像光谱议，但后续再申请改进费用就会难得多，而美国是做完之后发现不足，马上改进，因此虽然同等起步，但美国很快就大踏步朝前了。所以，现在我们重大专项在启动中，目标不是只有一层，比如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是重大专项，先做科学实验卫星，下一步一定要从实用角度去努力，珍惜好国家对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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