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抗局面：短期剧烈动荡，长期威胁降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东西情报站》，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顺着上期的伏笔来聊一聊中美对抗的具体局面，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敏感，有的朋友可能会带情绪。

我个人原则，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是从客观局势出发，讨论成败、得失、利害这样的效用问题，不太会去涉及善恶对错这样的道德问题。

这不是说国际政治里面就没有道德，我们的王道哲学、天下体系都是一种国际政治当中的道德观。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两难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天平两端的平衡。

一、国际政治以功利主义为主、绝对主义为辅

天平的一端是Consequential Moral Reasoning（功利主义或者结果主义道德观），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Jeremy Bentham（杰里米·边沁）和我们的先秦大家墨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冷漠、有点见利忘义，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边沁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也并不冷漠，因为功利主义追求的其实是效用最大化。

如果我把“效用”这个词替换成“幸福”，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冷漠了——幸福最大化，总的来说，什么能带来效用和幸福，功利主义就往什么方向走。但是，有时候为了达成总体的效用，也有可能会牺牲部分的效用，所以也难免有冷漠的点。

天平的另一端是Categorical Moral Reasoning（绝对主义道德观），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扛把子”Immanuel Kant（伊曼努尔·康德）和我们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绝对主义这个词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刻板？这次是真的有点刻板——绝对主义不承认相对性，强调人对道德准则的本源性、绝对性的坚守。一般情况下会体现得有原则、有底线、有品格，但遇到效用与原则的冲突，尤其是个体效用与原则冲突的时候，会存在落入机械性的问题，显得不近人情。

讲这两段是给大家做一个心理建设，功利道德观和绝对道德观其实不存在单纯的谁好谁坏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于朝哪边偏，都会让人难以接受。

总体来说，国际政治是功利主义为主，绝对主义为辅。西方——目前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出来，过度滑向了功利主义一端，以至于显得有点道德水平滑坡；而如果过度滑向绝对主义，那就变成宋襄公了，沉湎在自己的道德想象中自嗨。

有了这个心理建设准备后，我们来看看中美对抗的局面。

首先，我们来定一个基调：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国情咨文》《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五份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报告中，都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和战略对手。

所以，不管我怎么想，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中国怎么想，反正美国已经把我们定义为威胁和对手了，这是明确的敌对态度。

具体到对抗细节，我挑两个剖面来分析，分别是经济贸易和意识形态。我们都以2016年为分界点看看前后变化，这个时间点就是美国整体右转，然后选出了“懂王”川普这个总统的时间点。

二、中美对抗之经济贸易

2016年底川普当选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就开始逐步进入了明面对抗的状态，直接表现就是后来的贸易战，而贸易战又分为关税战和高科技封锁两部分。这件事情的动静搞得无比之大，全球都卷了进来。

1.关税战

川普其实并不单单是跟中国开战，而实际上是把日韩、欧洲、印度甚至巴西都给一起捶了一遍，四面出击，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件事也搞成了大多数人最关注和最恐慌的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没大家想得那么严重，我们具体来看。

关税战这一块，美国的口号是“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问题来了，制造业需要什么？

基建——这是生产所需的硬件基础

人力资源——这是生产所需的软件基础

产业链建设——这是生产所需的效率基础

实际情况呢？

基建方面——美国已经四十年没有更新了，严重落伍；

人力资源方面——美国的“大众快乐养猪教育”也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了，普通制造业人力资源不如中国、不如法德、不如日韩，甚至都不如一些东欧国家，极少数高端制造业，比如航空、半导体保持得不错，但是这块本来就没有迁出过美国，所以不存在回流的问题；

产业链方面——美国的普通制造业产业链也已经断了三十多年。

所有这三点并不是完全不可恢复，但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巨大的投入。重新建设基础设施、重新振兴大众教育、重新积累产业链，涉及到的投资恐怕是数十万亿美元级别的。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去投入，那我个人很乐意看到那个可以建设二十万公里铁路、可以造出土星五号的美国重新回来，这对全世界都是好事。

但问题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去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美国的商务部、财政部网站，美国这几年里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实质性投入，比奥巴马时期还要少。

川普做的无非是到处打嘴炮：“制造业，你们回来吧，回来吧，我给你们优惠，你们快回来吧。”可全球的产业资本家们又不傻，关税只是一点财务成本问题，而缺乏制造业基础，那直接就是生意能不能做的问题。

于是，川普只能去富士康奠基仪式上铲两铲子土，做个秀来蒙混过关。而实际上富士康这个项目，至今还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基本是要烂尾了。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福耀玻璃，但这个要注意，福耀是2013年开始筹划去美国的，和关税战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玻璃是高能耗工业，能源价格对生产成本影响非常大，中国是能源贫乏国，不可能跟美国竞争工业能源价格，这一块本来就是美国的比较优势。

所以说到底，这场关税战只能对中国造成一时的财务损失，很难撼动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基础。

中国目前出于比较优势的变化，有一部分低附加值制造业确实在迁出，这一点不必过度担忧，只要主导权和核心环节在中国手中，那就是产业链的合理扩张和配置。比如成衣制造迁往东南亚，但设计、面料、印染、精加工等这些环节依旧在华东地区。

我们不可能既要收入水平增长，又抱死所有低附加值产业不放，这本来就是跷跷板的两头。

而事实上，真正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打击的，恰恰不是川普这届政府的蛮力关税战，而是奥巴马时期乾坤大挪移式的TPP协定。

制造业所需的基础，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那么谁有？世界有。利用美国的政治力量进行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尝试去重新组织产业链，才是有可能撼动中国的路径。

制造业领域，生产规模决定生产效率，消费规模决定利润规模，而生产效率和利润规模就是制造业企业的命脉。中国在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上都已经是世界第一，这一点天然就对制造业产业链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任何一个单体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在这两方面追上中国。

如果整合足够多国家的体量和比较优势，虽然未必能赢，但基本是唯一可以跟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一战的路径。

不过，奥巴马苦心经营多年的TPP朋友圈，让川普给砸了个稀烂，这条路径基本上已经被堵死了。四处开战的做法更是破坏了原本的盟友关系，即便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想要去恢复这个战略路径，也需要重新去修复盟友关系，里外里和当初的时间点相比，已经过去了十年，窗口期早就没有了。

2.高科技封锁

年纪不大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听过两个词，一个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一个叫《瓦森纳协定》。前者是苏联解体前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后者是苏联解体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封锁方案，说白了，后者基本上就是给中国量身定制的。

西方对我们的高科技封锁是打从二战之后就一以贯之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现如今无非是加入了行政手段来干预华为、中兴、大疆、海康威视这些企业的日常经营。这确实是一时的困难，但不是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研发并积极投入行动的国家，对高科技最有效的打击方式，其实是利用资本优势来对市场进行饱和式的占领，甚至进行倾销，而不是封锁。

比如三星跟我国在显示屏领域的价格战，随着我国突破到哪个阶段，三星就把价格战打到哪个阶段的产品——这是对我国显示屏企业发展的有效迟滞。商业领域天然就是厌恶长周期高额的不确定性投资，倾销就是顺应这一点去削弱自主研发的力度。

而加强封锁，虽然未必说我们每个领域都能顺利研发出来，但早晚在大部分领域都会获得成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军工、核电、重型机械、特种船舶、盾构机、特高压、水轮机等这些高度封锁的高技术领域和汽车这种几乎没有什么封锁的民用技术领域之间的对比，我国在前者的技术进展是明显超过后者的。

况且对于美国自己，高科技企业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成本投入，如果损失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会对自己的企业发展和进一步的技术研发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半导体为例，中国买走了世界上70%的芯片，其中，中高端芯片部分更是直接超过了80%。从这个角度讲，彻底的高科技封锁对于美国而言，本来也不现实，简直就是一命换一命的做法。

综合关税战和高科技封锁这两块可以看出，中美在经贸领域对抗的变化——确实，局势在剧烈变化，一顿乱拳打过来，让我们一时有点疲于应对，加大了短期的压力，但其实并不动摇根本，甚至反而还减小了长期的压力，增大了长远的战略空间。

五千年的文明了，不必急于几年的得失进退，我们有的是耐心。

三、中美对抗之意识形态

我先给大家念一段话：

“2019年，美国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介入，使得大陆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被大大削弱，自由派精英几乎全部失语和陷入被动，自由主义不再是中国知识精英的道德标准。这样的政策既不符合美国自由主义目的本身，也无法将自由主义本身作为政策工具。结果是在中国激发了近三十年空前的民族主义和低成本的团结精神，进而阻碍了‘阻止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战略目标。”

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是米尔斯海默说的。

米尔斯海默是谁呢？简单地说，美国活着的人里面“战略思想第一人”。“战略实操第一人”是基辛格，“战略思想第一人”是米尔斯海默，也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提出者、美国最重要的鹰派智库。

米尔斯海默这一段话，显然是有点着急了，把大实话给讲了出来。至于他为什么着急，其实他也说得明明白白了，自然是看到美国近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和负面后果。

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混乱主要体现在两块：

1.全国骤然右转

几乎公然放弃了自己塑造了半个世纪的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观念，转向了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从世界警察和卫道士，摇身一变成了土匪流氓，开始从责任和贡献转向在各个方面向各个国家花式敲诈、勒索、赖账。

且不说这些敲诈、勒索、赖账大多其实不能得逞，就算是得逞了，也无非是一些几千万、几亿最多十几亿的利益，对于美国这个体量的国家来说，是真正的蝇头小利，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这个过程中却彻底毁掉了自己经营了数十年的道德高地、正义性和号召力。

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这种正义性和号召力的作用，觉得这些都是虚的——这个其实是低估了精神的力量。这种占据道德高地、舆论高地的正义性和号召力，不单是对己方内部激发凝聚力、能动性至关重要，也对瓦解敌方内部共识和团结作用巨大。

一个小国可能用不上这些，但对于大国是最低成本、高效率的意识形态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打仗都要讲究师出有名，曹操甚至还要搞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为什么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一边高举自由，一边高举民主，吵得不可开交。

美国一顿操作搞得大家目瞪口呆，盟友回味过来后开始有所离心离德、同床异梦。我们中一些原本迷恋于灯塔形象的人也开始有所改变看法，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美国，也重新认识自己。此刻，倾斜了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天平，开始向东方偏转。

2.对地缘政治底牌的轻率滥用

在没有准备、没有全局规划、没有时机把握的情况下，一次性在南海、中国台湾和香港、朝鲜半岛、中东全面搞事。尤其是在香港的介入和在中东的暗杀，具体情况应该不用我再复述了，大家也都看吐了。

事实上，这一顿搞事没有对美国产生什么实质性收益。在这些地缘政治敏感地区的介入虽然给中国造成了一些烦扰，但也仅限于此，并没能形成什么实质性的颠覆，中国对于周边地缘政治依旧保持着控制。在中东暗杀了一名将军，也不能对伊朗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瓦解。

这些操作的客观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地缘政治的底牌；另一方面如米尔斯海默所说，直接使得各国的亲美派失去了话语权，客观上是在帮对手完成共识凝聚和内部团结。

这一点大家应该深有体会，香港这场大戏，直接就成了一堂大型爱国主义公开课。再叠加这次意外的新冠疫情，又打垮了西方的人权高地，一时间竟然还让人有点不适应了。

我最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现在开始，美国可是具备了巨大的低人权优势了。”低人权优势这个词原本是美国扣在我们头上的，说我们不顾人权，所以有成本优势，现在局面显然是倒过来了。

客观讲，意识形态这个领域的骤变，是超出我们预料的。如果是个建制派总统在任，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建制派的做法会继续沿着原本的意识形态话语优势，进行内部瓦解和软颠覆。

虽然时至今日的中国也已经很难被这种做法影响到根本，但无论如何都要比目前的情况应对起来更加复杂和更加防不胜防。

灯塔打碎起来容易，想要再修复，就是难上加难。

四、总结

我分析这两个剖面，不是想说“形势大好”“我们要躺赢了”，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目前面对的中美对抗局面，实际上是一个短期剧烈动荡、局势混乱，以至于一时间确实有一些应对压力，但却是一个长期威胁降低、根本性问题有所好转的情况。

所以我常说，不要被表面的纷繁复杂、咋咋呼呼给吓到，要有穿透视角——穿透到问题的主轴。

不过话说回来，目前的局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美国目前两党恶斗太过出格，如果最终美国国内局势威胁到了川普本人以及他的家族和财产，也不排除川普会在外部采取极端措施来转移压力或者制造连任机会，比如在国债问题、中国台湾问题、南亚问题上采取一些过激的做法。

虽然是小概率事件，虽然我们也有充足的军事自卫能力，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终究是个所有人一起遭受损失的局面。只能说，但愿不要发生。

延长了一期，结果还是超时了，这个话题其实不小，以后根据时事变化，我们还会作相关讨论。下一期就要开始金融主题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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