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当世***********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终于到了第六季，也就是最后一季。

在这一季里，我们要开始叙述和今天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近代全球历史进程了。

应该说，从15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的“大航海”起，原本仿佛在云遮雾罩下，朦朦胧胧的世界，就好像被一阵风雨把云雾吹散，无论是轮廓还是细部，都逐渐地清晰起来。

这真是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大航海之后带来的震动。

本来，明代中后期的中国人，乍一听欧洲人说原来有个“包含五大洲的世界”，“闻而大笑者十九，骇者十三，疑者十一，信之者百无一焉”，可是，当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瞿式谷他们这些比较开明，愿意学新知识的人，睁开眼睛看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知道了全世界有五大洲，而中国只是一个大洲的一隅，顿时对自己的渺小痛心疾首。

在这个新的世界地图上，人们渐渐看到了在陆地上，有好多把欧洲和亚洲连在一起的道路，经过这些道路，满载丝绸在内各种物质的车马驼队络绎不绝；也看到了在海洋上，有横穿大洋连贯欧亚美非和大洋洲的航线，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上，有好多好多穿梭往来的远航船只。

如果描绘这些陆地和海洋的世界地图能够活起来，可以看到车辆、人流和船只在这些连续不断的陆上道路和海上航线上活动，我们一下子就会发现，这些密密麻麻的线条，渐渐填满了整个世界，终于让全球一道，携手进入了一个整体历史。

可能有人不同意。

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冈田英弘、杉山正明他们就说，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时代，已经是世界史的开端。

确实，蒙古时代确实把欧亚连成一片，四个金帐汗国合起来几乎就是大半个世界。不过，通过驿站联结起来的蒙古帝国再大，也毕竟只是欧亚，还不能算是“全球”，蒙古人的铁蹄，毕竟不像海船能够横渡海洋，把美洲和非洲也囊括进世界和历史。更何况1405年帖木儿去世之后，世界好像又“东是东，西是西”了。

也可能有人还是不同意。

有的中国学者会说，郑和下西洋就到了印度洋到了非洲，这不也是世界史的开端吗？

也是的，他们是通过海洋乘船去的，可是千万记住，就像明朝人自己说的，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扬天朝威严，“使中国常尊，外夷永服，固使者之职也”（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题词》），并没有在实质上，促进全球文化的交融、知识的传播、商品的流动和人口的移动。

所以，尽管“大航海时代是全球化的开端”这个说法有点老旧，这个观念也有点儿保守，但我们还是得承认，15世纪，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开始，使得真正意义上、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史开始出现。

这些海上探险混合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比如绕过穆斯林的阻隔，通往亚洲市场，发现与掠夺新资源和新土地，传播基督教信仰等等，这些不同动机的探险，确实可以叫做“地理大发现”，因为它把全球五大洲连在一起了。

你说它是殖民主义掠夺也好，你说它是展现了欧洲人的贪婪欲望也好，你说它是表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也好，它确实把此前已经存在，但只是自发的、断断续续的、点点滴滴的、不成规模的世界贸易和交换，变成了自觉的或被动的，实实在在的、大规模的贸易、交换和分配。

于是，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之路从这时开始，近代欧洲霸权也从这里开始，原本是近代欧洲才萌发的地方性的文明规则和价值观念也从这里开始，成为全球的、普遍的和强势的文明规则和价值观念。

从此，全球的历史变得越发交错缠绕而不可分割。

文化与文明

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他们，怎样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发现新大陆、实现环球航行，大航海时代的意义是什么，这些留在后面仔细讲。

大航海之后，殖民与贸易给欧洲带来了巨大财富，引起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重大变化，接踵而来影响世界的几件大事，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建立了霸权，这些内容，当然是全球时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请大家且听下面各讲分解。

我在这篇导言中，想和大家谈谈新帝国与旧帝国的角逐，全球政治地图的变化，以及当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史时代，有关文明与文化的一些话题。

有一个叫作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的葡萄牙人，在1569年写了一本书，在他死后三十年的1614年在欧洲出版。

书里说，他到过中国，还和中国打过仗，还当过俘虏从南京到北京，他也是欧洲第一个到达世界尽头日本岛的人，1543年就到了日本，他还把火药枪带到了日本。他的记载可能有点儿吹牛，有人认为他不那么可靠。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542年，葡萄牙商人安东尼奥·摩塔（Antonio Mota）和弗朗西斯·泽摩托（Francisco Zeimoto）就到过日本，这是有案可稽的。

我们先不管它的真伪。

总之，从十六世纪中叶起，欧洲人通过印度洋或太平洋，来到了亚洲东部，不光把美洲的白银，以及玉米、辣椒、红薯加上烟草源源不断送到东亚，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而且他们也陆续占领印度、东南亚的各个港口，使得各种物产和香料在世界范围内转运，欧洲人改进精良的大炮、枪支，也在这时开始向东流传。

更重要的是宗教、思想与文化，这个时代，一些志在传播宗教与文化的欧洲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日本和中国。

十六世纪，据说是在平托的介绍下，一个叫做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1506-1552）的西班牙传教士，先是到了印度的果阿，接着到了日本的鹿儿岛，然后到了中国的上川岛。打这儿以后，陆陆续续有欧洲人来到东方，开始把欧洲、美洲和亚洲连在一起，这引起了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我曾经在日本的下关，就是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那个地方，看到过沙勿略登陆的纪念碑，据说在鹿儿岛也有他的纪念碑，日本人倒没有把他当做侵略者或殖民者，而是觉得他是来传播信仰的，尽管后来日本大禁教运动，以罕见的残酷手段压制了天主教的传播，但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人还是承认，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启了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篇。

沙勿略登陆下关的纪念碑

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族群，各个国家，在真正全球化同一化之前，都有自己的文化。

你相信上帝，我相信真主，他崇拜孔子；你重视家族内外上下秩序，我重视四海之内皆兄弟，他相信每个人都应当独立；你相信山上有诸神，他相信万物皆有灵，我则“敬鬼神而远之”；你奉行政教合一制度，他流行神权与君权双重统治，我的传统是君主独裁一人说了算。

总之，在各个地区，政治、宗教和文化是五花八门，不可能齐刷刷地一二一齐步走。可是，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早期全球化时代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很赞成一个观点，就是德国学者说的，文化只是习惯和传统，本身没有高低，也不好说谁进步谁落后。 但是文明却不同。

大航海之后，全球交往越来越密切，不同的人类需要在一道生活，因此又必须建立共同规则和秩序，能塑造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秩序的，就是文明，这文明是大家共享的。

古代中国有古代中国的“文明”，古代中国人过去觉得，“三纲六纪”确定了社会秩序，按照传统等级上下、衣冠礼乐建立这个秩序的“揖让礼敬”，就形成和谐社会，这就是应当遵循的普世文明。

可是，伊斯兰区域则奉行“真主伟大”，君主之上还有宗教领袖，所有的民众都是真主的信徒，不是真主信徒就不是兄弟；

而奉行基督教的区域，则有另外的秩序和伦理，教廷和国王双峰对峙互不相让，宗教信仰和政治认同在互相撕扯。

可是，偏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两个固执的心结。一是觉得我的文化就是最好的，因此，我的地方文化应当就是普世文明，二是你的地方文化不符合我这个普世文明，我就要改造你。这就麻烦了，所以，当全球各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互相面对面的时候，就引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个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地方文化，应当是普世文明？

新帝国与旧帝国

在通过贸易的经济掠夺，以及依赖武力的海外殖民的同时，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也渐渐展开，并且激烈起来。

“精于航海之术的中国人开始有意回避海洋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却开始了他们的远洋探险之旅，而其结果也最终会震惊世人”。

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布莱内在《世界通史》里这样说。

确实，十五、十六世纪，先是大西洋岸边的葡萄牙、西班牙崛起，因为他们曾是海上强国，而且他们面对大西洋和新大陆。

不过，到了十七世纪，运气转到荷兰、法国和英国。法国忙着在加拿大殖民，占据西印度群岛里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英国则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一线的大西洋沿岸活动，荷兰人也在北美沿岸占据了好大一块地方，就连丹麦人也占据了维尔京群岛，欧洲国家开始他们在全世界的殖民和掠夺之旅，这当然使得他们快速地膨胀起来。

正是在这个时候，宗教改革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教廷的神权，刺激了世俗的政权，一个又一个新帝国开始成为全球历史的主角，一个又一个老帝国则逐渐边缘化，渐渐衰落，全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帝国竞争。

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为了保护自己的朝贡国，出兵朝鲜，在半岛上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就是影响东亚秩序的“壬辰之役”。

延续了数年的“壬辰之役”之后，朝鲜固然受到严重摧残，日本也损失惨重，不得不鸣金收兵，在德川幕府之后进入锁国时代；而明朝则元气大伤，这导致十七世纪初的满族后金崛起，明朝在后金攻击下日益溃不成军，最后，在东亚崛起了一个新帝国大清。

比这场战役早几年（1588），英国打败了一百三十二艘巨型舰船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至关重要的海上霸权，随即他们开始进入亚洲东部，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一年或者是在十七世纪头一年的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状，渐渐成为世界最有力量的新帝国。

也差不多同时（1597-1598），荷兰的商船开始了它的东方之旅，在爪哇建立基地，从东方获得的大量财富，十七世纪初他们也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且在直布罗陀海峡歼灭西班牙舰队（1607），这使荷兰也在成为世界上崛起的新帝国。

稍后几年的1613年，明代万历皇帝的四十一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俄罗斯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先后打败瑞典和波兰，进入西伯利亚，逐渐强盛起来，后来逐渐在亚洲，与大清帝国和莫卧儿帝国面对面。

而十七世纪的三十年代，法兰西在陆地上打败罗马皇帝，在海上打败西班牙，甚至在意大利占领都灵（1640）。路易十四在1643年也就是大清王朝建立的前一年即位之后，法国迅速繁荣强盛，不仅使得神圣罗马皇帝的势力退出莱茵河中游。而且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1648）之后，法兰西获得梅斯、凡尔登、阿尔萨斯和布莱乍赫大片土地，逐渐成为世界新帝国。

在欧洲，除了还在因为宗教改革后教派与选侯四分五裂中的德意志之外，十七世纪这些新帝国，无论是发展出宪政制度的英国与荷兰，还是成长为专制君主国家的法国、西班牙、俄国，它们与东方的奥斯曼、莫卧儿、萨菲、大清、日本等一道，“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对世界的彼此角逐中，有的越来越强盛，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地盘，有的越来越衰落，疆域逐渐被侵蚀，还有的甚至被新帝国逐渐殖民，这形成了那个时代的全球历史版图。

 “帝国争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

以后几个世纪的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逐渐崛起的新帝国，与日益衰落的旧帝国，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新旧帝国互相挤压，抢占殖民地，对内繁荣贸易、经济与文化，对外开发与争夺原料和市场。可是，当海上贸易和帝国崛起，使得几大洲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同文化的冲突也就开始，并且越来越尖锐了。

不同文化与普遍文明的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在十七世纪的东亚就已经初露端倪。

先看日本。

我曾经三次到长崎参观大浦天主堂。特别感慨那个时代日本天主教徒在残酷迫害之下，那种宗教信仰的坚定。

大浦天主堂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天主教曾经迅速传播的日本开始禁教。幕府将军禁教的手段相当残酷，长崎有25名天主教徒被处以火刑，30人被斩首，所有信仰者都被要求去践踏十字架，表明自己与天主教没有关系，所有天主教堂以及圣像都被毁坏，幕府严禁各种天主教的书籍流传。

但就是这样，长崎等地还是有人坚持信仰，他们偷偷地进行礼拜，还用中国运来的德化白瓷观世音像代替圣母玛利亚来崇拜。

同样在中国，天主教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遍地流传，但也开始产生影响，我也多次在北京参观过遗留下来的天主教堂，像王府井的东堂（1655）、宣武门的南堂（1605）、西直门的西堂（1723）和西什库的北堂（1703）。

原本我以为，大清王朝鼎盛时期，也就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康雍乾时代，天主教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翻看朝鲜使者的燕行录，很惊讶原来有很多中国人受天主教影响，他们受过洗礼有过教名，甚至在满清贵族中间也有天主教信徒。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发生意大利传教士德天赐私递西文书信和中国地图给中国教徒陈若望，这才导致朝廷开始严厉禁止天主教的活动。

而在朝鲜呢？天主教比中国传播得厉害多了，一个叫作周文谟的中国苏州人，作为传教士居然还混进朝鲜国内，甚至渗透到宫廷里面，所以到了嘉庆五年（1801），就发生大规模残害天主教徒的“辛酉教难”，好些信仰天主教的人被杀害，至今在梵蒂冈保留下来的一份黄嗣永帛书，就记载了那一场对天主教徒屠杀的惨剧全过程。

这种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冲击，不止在东亚，随着欧洲殖民者走向世界，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全球化带来的历史后果之一，就是不同的文化与普遍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前面说过，族群、国家、文化之间的接触，总是伴随着冲突与对抗。古代人甚至现代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常常不自觉地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执，也常常会有“以夏变夷”的理想。

人们总觉得，自己的习惯就是普遍文明，自己的地方就是世界中心，自己的文化就是价值优越。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强势崛起，他们在美洲殖民地，就强行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其实就像汉族中国人相信“以夏变夷”一样，他们把这种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强行推进，叫作以文明改造野蛮。

而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者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越南的文化移植，也看成是对“未开化”或“半开化”地区的改造，他们说这是让“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区域和族群进入“文明开化”。

这个从欧洲（也包括后来的北美）新兴的，今天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逐渐确立了三大基础，也就是：第一，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第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启蒙主义影响下的法治原则、代议制政府，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确实是十七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文明”和“秩序”。问题是，其他地区是否接受这三个东西呢？它们是好东西，问题是别人要不要。

大航海之后崛起的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和商品贸易，给世界其他地方送来了这个礼物，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形成了剧烈的冲击。这就引起了所谓“礼仪之争”，以及后来中国和日本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和魂洋才”还是‘和魂汉才’等话题。

像“荷包蛋”一样的新帝国崛起

历史进入关键的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的前一年，也就是1699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2年在位）与欧洲各国签订“卡洛维茨和约”，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向欧洲各国让步，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到处是饥荒、疾病和混乱，而奥地利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则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特别是彼得大帝统治的俄罗斯，占领了亚速，试图把黑海变成内湖。

可是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应付不了这个变化的世界，很多学者指出，这是奥斯曼帝国从盛转衰的转折点，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退出欧洲，而历史将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将由新崛起的帝国执掌牛耳。

进入十八世纪了，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动，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大历史的方向。尽管这个时候，世界上庞大的传统帝国仍然还在维持着各自的统治，但是全球霸权的新老交替已经渐次出现。

从东向西的清帝国、莫卧儿帝国、萨菲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它们都支配着广袤的疆土，帝国内部都有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帝国依靠强有力的军队和不同的制度进行控制，也都有各自的正统性理念。

但正如上面讲的，奥斯曼帝国在“卡洛维茨和约”之后，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萨菲帝国在北方俄罗斯，南方莫卧儿，东方阿富汗的挤压下逐渐衰落到灭亡；

莫卧儿帝国也不怎么走运，尽管此前的奥朗则布（1618-1707）希望通过伊斯兰化控制帝国，但没有什么作用，在十八世纪莫卧儿不仅四分五裂，还逐渐被英国控制。

大概只有东方的大清帝国，还有一点儿强大兴盛的样子，不仅控制了汉族中国十八省，把蒙古、回部、西藏纳入帝国疆域，并且通过改土归流，把西南地区逐渐整编进内地的政治制度之中。

可是同样在十八世纪，另一种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的新帝国出现了，先是法兰西和英格兰，接着是美利坚，这些新帝国和老帝国不同，在国家主权、民族认同和国民身份等方面，都和老帝国不一样。

我的朋友，日本的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用“炒鸡蛋”和“荷包蛋”这样的比喻，分别形容拥有庞大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新老帝国。那些老帝国就像炒鸡蛋，由于帝国中心和边缘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帝国内部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族群统治阶层，就像炒鸡蛋一样，蛋黄和蛋白不加分别地炒在一起。

而那些新帝国则像荷包蛋，本国内部是同一的民族和国民，就像荷包蛋的蛋黄，而本国的外部则作为殖民地或者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和本国不同，就像荷包蛋的蛋白。

但是，尽管可能形式不同，旧帝国和新帝国都具有不断扩张的性质。在漫长的这两三个世纪中，新帝国逐渐崛起，在世界范围压倒了传统的老帝国，因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全球的历史，崭新的篇章

1793年是清帝国的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到达承德，谒见乾隆皇帝。后来，关于马嘎尔尼是谒见乾隆皇帝，是单腿跪下的，还是双膝着地跪下的，是马嘎尔尼维持了大英帝国的尊严，还是英国外交使节屈从了大清王朝的压力，是西洋人挑战了自高自大的东方大皇帝，还是十全武功的这个皇帝傲慢地拒绝了融入世界的机会，记载不一，争论好多。

不过从整个全球史上看，我们还是赞成这样的说法，从此东方和西方，“世界最强大的新帝国”和“天下最悠久的老帝国”开始正面碰撞，就像法国作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那部书的书名一样：“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这时候，新老帝国开始面对面，而全球的历史也从这里开始揭开新的一页。

好了。这个十八世纪，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如果前面说的1699年，“卡洛维茨和约”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了十八世纪，那么整整一百年之后的1799年，已经退位的乾隆皇帝，和已经卸任的总统华盛顿，在这一年先后死去，结束了十八世纪。

也许，大家想象不到他们是同时代人吧？乾隆的去世，象征着一个传统帝国的衰落，而华盛顿的去世，则预言着一个现代帝国的兴起，但他们的离去，都象征着十八世纪历史的终结。那么，此后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帝国和旧帝国，新制度和旧制度，新文化和旧文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让我们跟着这一季的各位作者，一起去看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的全球史，会往哪里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