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01｜展信佳

“我相信文学对于时代有义务，作家不做工，不种田，那就应该去记录，去保存，去呈现，去思索，不能推卸这种职责。日子过得太舒服、太聪明的写作者，恐怕是对社会有亏欠的，因为他总在真相面前绕着走。流亡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说：‘当我读到他们的那些诗时，我感到羞愧。这种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

说不出的赞同。深夜发表一些看法：

之前和朋友聊过类似的事。秋天的时候，我们走在大街上。我对他说，自从把写小说作为一个很正式的爱好——或者说是人生方向之后，我发现自己有些撕裂。

我在共情方面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最大的毛病或许就是对他人对自己都蛮刻薄，倒显得我有些不近人情。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客套与寒暄毫不在意，觉得很多时候当我在与他人客套寒暄时，无异于以时间为代价交换人情筹码。至少在这个年纪，这些束缚了自由交往的枷锁没多大意义。但这不代表我承认我的感情不细腻，对人情有多寡淡，不然我也写不出这个风格的故事来。

他说，是。

我为什么说我撕裂，是因为我感觉我在创作的时候是存在着两个自我的。举个例子。有个好朋友对我告白了。当时，我对他倒还真的蛮有好感。若是描述一下当时那个情况：“他的声音听上去与他平时的不太一样，他人也是。显得扭捏又羞涩。我本以为自己较他坦然得多，却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咬着嘴唇笑，也不看路，就这样飘飘然地在河边走。鞋子一不小心踩进了浅谈里，一片清亮亮的湿泥。”若是在那个秋天里，我大概是不敢将这个告白故事写出来的。也写不出来。也不忍心将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剖析开，像是一条条长长的带子被晾晒在风里，好使得我静静地打量着它们，去审视那其中的欣喜与慌张，非理智，缺乏逻辑性。

再举个例子。我在初中时有一个很棒的朋友。进入高中后，我的朋友大多都听我讲述过她的故事。想来那段日子我们比谁读书读得快，比谁看的书厚，比谁写出来的东西有深意，互相拆解对方的文学语言，我就是那样构建出我的语言世界的。说来夸张，但我的文学审美，文风，人物，（自然留下了太多弊病，我而今匆匆忙忙填补，又有多少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一切都属于那个我和我的天才朋友的文学的昨日世界。

她最终放弃了文学。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在那篇小说中把那位身为小说创作者的主角的朋友写死，算作是我们这与文学并生的友情的纪念。这也算是半虚构，或者说是有象征含义，隐喻现状云云，在那篇自传性极强的小说里也算不着突兀了罢。我写那个创作者并不知道她的朋友如何死，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只是在回到那个他们一起读初中的街区时，“只觉得自己原比想象中的平静，除了不可抑制地昏昏沉沉。回程的公交车像是个凛然的生人。我自觉不舒恰，便开了侧窗。烟尘挟着风顶进来，把我用力呛了几下。于是借着这股清醒，我得以跳脱出来，顺着那破破碎碎，模模糊糊的记忆向前摸索几路，审视着我对她的满心的悲凉。由此构造好词句，告诉自己应该如何写下“逝去”，况且还是友人的逝去。我一边默然地背诵它们，甚至半带着些不合乎人性的欣喜。就像索尔仁尼琴被关在劳改营里，落魄至手边无纸笔，为了记住长达几万行的诗，不得不反复回想着诗的韵脚和格律。就像是当我走在那三个朋友身边欢笑的时候。以及当我曾经最好的朋友因病离校，并直至学期期末都没再回来的时候。那生怕越界、心口不一的思念。我如实的将它们记述下来，只是还未成篇。”

我写道：“我就是这样搜集出故事来的。这么说来也许残忍，但我而今的确是这般做的，也是那么写出故事来的，时时刻刻。”

我今天和我的另一个朋友聊起此事。他算是这一切半虚构情节的见证者，或许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篇纯粹的小说。我将这种撕裂感讲给他听。说到小说中挚友去世那段，创作欲先于悲痛，他直呼”文学创作真可怕”。

我没好意思正色下去，生怕他觉得我所谓人格分裂，就差把我当成个自以为是的疯子了。举个例子，我要去写我的朋友为什么对我告白，他为什么决定这么做，哪怕我亦是其中的女主角。我有多不知所措，从中影射出的我有多少令人厌恶的弊病。我也要去写我为什么死活不愿意越恋爱那根红线，纵使这其中牵扯了太多我不愿意示人的往事。我用了太久将自己的心——至少是对自己如实袒露出来，并开始逐渐觉得自己没什么可隐瞒，也没什么会因此失去。我的原生家庭如何造就了这一点，他们的哪些行为为何让我对被爱多有些惶恐，如何以暴力在我的性子上凿上痕迹。我更去琢磨我的虚伪，我的过度的张扬，我如何他人面前表演出自己有多豁达多清朗，而这么做的我又有多荒诞。我该将此表述为“两个自我”吗？其中一个亲历一遍，另一个审视，拆解，剖析，将它们逻辑化，具像化，使它们可描述，可被重塑。

年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说献给我的朋友。我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甚至说不清楚认识了多少年。去年年末的时候，她去了美国。说是打算两年内都不回国。而我两年内又将去往欧洲求学，按理讲，大概是遇不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逢，也不知道重逢时会在哪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到，苦闷吗？确实有些悲凉。说得矫情点，我少了一个回家的理由，也少了个去处，少了个出去玩的伴侣。但也仅此而已了。我们之间的告别早已开始：在我们拥有不止于年龄的代沟的时候，当她煎熬着听着我聊我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当我对她的喜好嗤之以鼻却不好意思流露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彼此面对面在地上做着，交换着近况却又与各自的朋友聊着天的时候。这场告别太早开始了。我甚至都不确定我们所期盼的重逢——到底是出于这样段旷日持久的友情的苟且的延续，出于种埋在骨子里的对于团圆的痴求，说不清道不明，只是觉得就该这样。这种苟且织成我与我身边的太多人之间的网，渗透到我不可能与它一刀两断的地步，只能一边以文学剖析着，一边感到种彻彻底底的孤独罢了。

说到这里，我不过是一个最低俗的记录者，做着些最简单的复述故事的事情，便已然沾沾自喜起来了。若是拆吞掉这些我所经历之事的外在皮囊，把那骨架挖出来，然后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知识往里面填充，重新支起一个更完美、更具有道德冲突与文字力量的文学世界，那便是我甘愿不断以书写去追求的了。我读到的现实主义从来不是镜子，是对现实的拆解而反思，呐喊而控诉。

我无意让人同情，也无意让读到这里的你觉得我有多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是心理问题，更没有旨在控诉文学创作是一件多心酸的事情。我为此心甘情愿，与其说是乐在其中，倒不如说是自作多情地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感。仿佛非写下这些不可，非做这个孤独的局外人、记录者不可。非以我的文字控诉它也好，热爱它也好，悼念它也好。守住它也好。亦非要让那些不断向前走的人，那些出生在将来的人，那些终不可能亲历这个时代的人记住这个不断逝去又不断新生的世界。非要如此告别昨日世界：以一个作者的名义，为它献上最后的花束。

写下这些多有些激动，弓背坐在床沿上写得洋洋洒洒，文字与结构也粗粗拉拉不加修改，写到这里时才注意到已经几小时过去了，颈窝酸胀得一下子直不起来。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