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
第五十三则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陆游在《花间集》跋语中提出，唐末五代诗卑俗,而词简古可爱。文人能诗者则不擅词，能词者则不擅诗，其中的奥妙很难令人推想明白。《四库全书总目·〈花间集〉提要》中辩驳说: 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意思是，文学体裁有高有卑，人的才力也有强有弱；才力强的人就能驾驭高级文体，才力弱的人只能胜任低级文体；诗高词卑,作诗比作词更难,唐末五代人学力有限,故而作诗不及初盛唐,唯擅长较为容易的词。
王国维并不赞同《提要》的说法，拿出明末文坛领袖陈子龙的《王介人诗余序》来做反驳。陈子龙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对于宋词之兴给予合理的解释,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制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所及。
意思是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的欢愉愁怨之情总是存在的,压抑不了的,总是需要发泄的,于是通过词这种形式抒发出来,造就了词体之盛。王国维很赞同这种观点， 并认为五代词之所以兴盛也是这个原因。但五代与宋的社会环境、创作背景并不相同，并没有那种诗歌创作阻塞情感抒发的现象。所以五代词之兴盛的原因是多样的，并不能简单地用这个因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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