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悲情的赞赏孩子的合唱 孤独的人类之声【2】
除了药，我还可以给他什么？给他什么希望？他不想死，他有信心，我的爱会拯救我们。只有这样的爱！但是，我什么也不能跟我妈说，她不理解我。她会指责我，诅咒我。这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已经让所有人害怕，可这是切尔诺贝利的癌症，更可怕。医生对我说：如果癌细胞在机体内部继续转移扩散，人很快就会死。而癌细胞正在向上移动……向身体……向面孔……他的脸上长出黑斑，他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会掉出来。他的血管破裂流血。“啊呀，”我叫起来，“又是血！”脖子、面颊、耳朵……到处都在出血……我拿了冷水给他冷敷，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看着令人毛骨悚然。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拿来面盆……血流如注，就像挤牛奶……还有哗哗的声音……就像宁静的乡村中的那种声音……我现在夜里还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在他还清醒的时候，他会拍手，这是我们约好的信号：去叫救护车。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我打电话给急救站，他们也知道是我们家的情况，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我只好给他打针！给他麻醉剂。我自己给他打针，我已经学会了，只是打针过后，他的皮肤上会留下淤青，不能散去。有一次，我打了电话，救护车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走近他一看，马上就退了回来：“请问，他是不是切尔诺贝利来的？是不是一直在那里的人？”我回答：“是的。”而他，我一点儿没有夸张，他喊道：“亲爱的，还是尽快让他解脱吧！尽快！我看到过，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是怎么死的。”我觉得他会听到这些话……好在，他不知道他已经是他们小队留下的最后一个……还有一次，诊所派来一位护士，她就站在楼道里，连房门都没有进去：“啊，我不进去！”而我不怕！只要他需要，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我该怎么做？救赎在哪里？他在呼喊……他很痛苦，整天在喊叫……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伏特加通过注射器灌给他。他安静了下来，忘记了疼痛。办法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教我的……她们也遇到了与我一样的难题。他妈妈来了：“你当初为什么会同意他去切尔诺贝利啊？你怎么会这样做？”而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能不让他去，而他，也许，他也不会不去。那是什么时代？是军事政权时代，而我们当时都是另一类人，和现在不一样。有一次我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他摇摇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汽车、备用轮胎卖掉，你不要嫁给托里克。”托里克是他弟弟，也喜欢我……
我还有许多秘密……我坐在他旁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拿剪刀悄悄地剪了一绺下来……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我手里的头发，笑了。我还留着他的手表、军人证和切尔诺贝利勋章……（沉默）啊，我以前真的很快乐！我记得在产科病房，我在窗边坐了好多天，每天都在等他，盼他。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这是怎么了？我就这样盼着……只要看不到他，我就受不了。早上我给他做饭，看着他吃，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出门。我是个认真负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一个人。我不能没有他。夜里，我会大声呼喊……我会埋在枕头里呼喊，怕孩子听见……
我从来不去想，我们将要分离……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愿意想……我妈妈……他弟弟……他们都有所准备，都暗示我，医生也劝我，要我想想下面的事情，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专门医院，从前那些残疾人……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人……没有手臂的人……都在那里等死……而现在，他们把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送到那儿去。他们对我说：那儿对他最合适，医生随时会贴身照看。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这个。于是，他们去说服他，让他对我说：“送我去那里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这时候我正去单位要求病假证，或者请求无薪休假。按照法规，病假证只有在孩子生病才能准予，而无薪休假不能超过一个月。我们的笔记本都被他写满了。他要我答应他，要我送他去那儿。我和他弟弟一起坐车去了。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子边上，叫做格列宾卡，是一处好大的木头房子，水井已经损坏，卫生间在室外，还有几个虔诚的、头戴黑纱的老妇女……我连车也没下。夜里我亲吻他：“你怎么能要我这样做？我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我一直吻着他……
最让人恐惧的是最后那几周……他把尿撒在半升的罐子里，要用半个小时才解完。他没有抬起眼睛，他害羞。“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吻他。最后一天有这样一个瞬间：他睁开眼，坐了起来，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听到他的声音……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单位打来电话：“我们带着红色证书过来。”我问过他：“你单位的人要来，要发给你证书。”他摇摇头：不要，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带了一些钱来，还有一个带列宁头像的红本子。我接过证书，心想：“他为了什么而死，就为这个吗？报纸上说，爆炸的不仅是切尔诺贝利，还有……苏维埃生活已经结束了。可红皮证书里面依然是……”那些人本来想对他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他盖上了毯子，只把蓬乱的头发露在外面。他们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已经害怕见人……只有我不会让他害怕。
但他就要走了……我呼喊他，但他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只是在喘息……埋葬他的时候，我把两块手帕盖在他的脸上。如果有人要看他，我会掀开……一个女人昏倒了……她曾经爱过他，我以前还嫉妒他爱过她。“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看吧。”我没有对她说，他死时，没有人敢靠近，所有人都害怕。按照我们斯拉夫人的习俗，不可以让家里人给死者清洗、穿衣服。两个在太平间工作的男人，走来跟我们要伏特加：“我们什么样儿的没见过？”他们说，“被压扁的，被肢解的，火灾后烧焦的孩子，我们都见过……但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她平静下来）他死了，躺在那里，身体还是热乎的，不能碰……我把家里的钟停掉了……就停在早上七点……我们的手表今天也停了，不走了……我去找修表师，他摆摆手说：“这不是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的事，而是形而上学专家的事。”
在他刚走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谁也叫不醒我，中途我起床，喝了水，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就又倒在枕头上睡去。现在，我也感到奇怪：我怎么能睡着？我女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用餐具砸她。他哭了：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而我的丈夫只是看着我，看着……他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切尔诺贝利人死去后会“发光”……晚上，在坟墓上也会发出亮光……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死在莫斯科医院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埋在莫斯科郊外的米京墓地，别人都不会把死者埋在他们的旁边，都要躲开他们。死人都害怕他们这些死人，更不要说还活着的人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切尔诺贝利，只有一些猜测和感觉。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外套、裤子、专业工作服带了回来……这些衣服在他去世前一直放在家里的顶柜中。妈妈想：“他所有东西都得扔了。”她害怕……而我想把他的外套保存起来。我真是个罪犯！我的孩子就在房子里，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城外埋掉了……我读了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里，但我什么也不能解释。他们把骨灰罐交给我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用手去摸那些细小的颗粒，就像抚摸海边沙滩上的贝壳——这是他的髋关节。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去碰过的东西，没有听过，也没有感觉过，而现在我彻悟了。我记得，他死后的一天夜里，我就坐在他旁边。突然，冒起一股青烟……第二次，我在火葬场看到，这股青烟就在他上面……那是他的灵魂……没人看见，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啊，从前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他去出差……我就掐算着我们还剩多少天能见面，多少小时，甚至多少秒！我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她捂住了脸）我记得，我们去乡下他妹妹家，晚上，他妹妹对我说：“你的床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在那间。”我们两人对视着，笑了。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来在两个房间睡觉。我们只会在一起。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许多人向我求婚……他弟弟也向我求婚……他们两人长得那么像，连走路的姿态都像。但我觉得，如果其他人碰我，我会哭，一直哭，永远停不下来……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凭什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发了一纸有红色抬头的通知书……
（她拿出相册，给我看结婚照。我已经想告别了，但她留住了我。）
我怎么生活下去？我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讲给您……还没有说完……我曾经很快乐，快乐得像疯子一样……我有秘密……也许，您不应该写出我的名字……我会在祈祷时提到这些秘密……我自己的秘密……（停住了）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让上帝知道我……我想知道……我想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痛苦？为什么？一开始，在一切发生之后，一个黑暗的东西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陌生的东西。我无法忍受……是什么挽救了我？是什么使我回归生活？使我回到过去……是我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和他的第一个儿子……他病了很久……现在他长大了，但是他还在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一个五岁男孩的眼睛看世界。我想和他在一起……我希望能换套房子，搬到离诺文克精神病医院近一点儿的地方去，他就在那里，他一辈子都要在那里生活。这是医生的判决：他要活下去，就得一直住在那里。我每天都要去看他。他见我就问：“米沙爸爸在那儿？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一直在等爸爸。
我会和他一起等。我会做我的切尔诺贝利祭祷……他，他会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菲耶夫娜·阿帕纳谢耶维奇，清理人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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