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刘海粟惊讶于她的天赋和超前的理念，便建议她前往西画的发源地欧洲学习，因为他深知目前西画在国内面临太多的限制。
潘玉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决定远赴欧洲。
欧洲留学的九年里，她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里昂国立美专、巴黎国立美专和罗马国立美专学习绘画和雕塑，还与徐悲鸿成为同班同学。
留学九载岁月，她丝毫没有浪费，除了日常的上课，就是外出写生。
在课余时间，美术馆到处都曾有她临摹经典画作的身影。
而富有历史和艺术气息的城市街道也成为她绘画绝妙的素材，街道四处都挥洒着她辛勤的汗水。
甚至在留学后半段时期，由于潘赞化事业受到重创，津贴日益减少，而没有收入来源的她只能选择在异国饿着肚子时，她满脑子想着的依旧只有绘画和雕塑。
好在她的辛勤付出没有白费，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潘玉良终于光荣归国，成为上海美专的绘画研究所主任。
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津贴，让她真正活成自己年少时期望的样子，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拥有名校教授的头衔不代表她甘于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为了集中西画之长，潘玉良走遍祖国山水，拜多位名家为师，在艺术道路上孜孜求索。
然而就算她艺术水平再高，获得的荣誉再多，依旧无法得到国内普罗大众的认可。
曾是妓女和小妾的过去，始终是她无法摆脱的梦魇。
1936年的一次画展，她用尽心血创作出的画作，本意是为了表达对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英雄的歌颂，却遭人残忍破坏，还贴上字条，讽刺是“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事业遭受质疑的潘玉良，在家里依然过得不顺心。
即使她付出再多感情和金钱来抚养原配夫人的儿子，寄钱给大夫人生活，始终无法消弭大夫人的恨意。
小妾的身份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终于明白，不管对祖国有多不舍，对丈夫有多深爱，对帮助她的人们有多感激，为了实现她的艺术理想，她唯有选择背井离乡。
再次回到巴黎的潘玉良，成为了艺术界远近闻名的三不女人，即不谈恋爱，不入外国籍，不签画廊。
她明知道回到巴黎，也许与丈夫此生再不复相见，而单身女人在异国他乡的艰难和孤独，是难以言说的苦楚。
但是在她心中，潘赞化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还期盼着与丈夫再次相见的那天。
不谈恋爱是她对丈夫无声的誓言。
若说她不谈恋爱是对丈夫的忠贞，那么不入外国籍则蕴含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即使在异国奋斗40多年，获得了无数荣誉，她最想回到的始终是祖国的怀抱。
即使在巴黎生活艰难，得知家国遭受重创，她依旧选择捐款救国。
她的满腔悲愤化作力量，彻夜未眠地完成雕塑作品《中国女诗人》。雕塑上的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是她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歌颂。
在潘玉良的人生中，艺术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位置，重返巴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实现她的艺术梦想。
为了保持自己绝对的艺术独立性，潘玉良宁愿放弃稳定的经济来源，做出了不签约画廊的决定。
凭借出色的艺术才华，在和平时代潘玉良尚且可以解决温饱，但是在巴黎遭遇战争侵袭时，不想卖画给德国人的潘玉良，日子却很难熬。
当时的她只能选择用作画来转移饥饿的折磨，好在后来有着同胞的互助，才让她的生活稍稍好过了些。
从艺几十年，潘玉良始终致力于中西画的融合，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困境改变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的初衷，而她的勤奋刻苦也让她的艺术才华尽数展现。
她的所有付出和努力终究没有被辜负。
在1958年的作品展览会上，她的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被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世界艺术史上终于有了潘玉良的一席之地。
她此生唯一的缺憾也许就是没能回国，没有与丈夫团圆....
在她故去后，运回祖国的遗物中，她最珍重的两样东西都是丈夫潘赞化所赠，其一是怀表，其二是装着夫妻二人相片的项链。
法国学者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渐被造就的。”
潘玉良出生在女人无法做主的旧时代，幸运的是她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改变她人生的丈夫。
但更加值得她感激的是她自己对自由和梦想的不懈追求，她从来没有甘于现状，反而是不断挑战自己，困难从来没有阻拦她追求梦想的脚步。
对事业的不懈奋斗和努力让她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回顾潘玉良的一生，苦难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她对艺术的热忱，对苦难的不屈，最终让她走向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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