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是北岛最有名的中篇小说（北岛，原名赵振开，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他的体例与另一位现代派大师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完全相同。全篇用小说人物的名字作小标题，而标题下面自然是此人视角的开阔观照和意识流动。1970年，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波动》，1974年，完成创作。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波动》的中英文本，而大陆版是1986年的花城出版社。 1984年，香港出版《波动》中英文本。
一、小说情节，及遭遇，早在1974年写成，送给女友和妹妹，1981年在《长江》上发表，但在此后的文学史中备受冷遇，孔范今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本文学史中，新文学是喜气昂扬地进入新时期，真像谢冕所说是断裂性地进入，所以北岛的这部《波动》就为人忽视了，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其作了精道的评价，陈思和则认为它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
二、小说体现了两种典型的知青心态：坚信型和绝望型，当然这种概括未免有失片面之感，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它就是这样的概括，但显然，肖凌的绝望是对祖国、正义等终极价值的怀疑，对在那样时代重获幸福和快乐的疑虑，实际上她是既疑又向往的，要不然她不会再那么坦然大方地和杨讯走在一起，而且所谓她的绝望恰恰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而且她的清醒也没有化为一种足以构成反叛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她只是质本洁来还洁去，而且她的绝望并不是如存在主义哲学的信奉者那样颓废，以惊人的举动来表达反叛，不，恰恰相反，她的笑容依然“那么自然而爽朗，仿佛一条蓝色的水平线正在四周飞快地展开。”尽管她经历了在传统者眼光中对女性来说可能是最为凄惨的经历：父母在她幼年时先后自杀，未婚先孕后被弃，独自抚养私生女，但是，她并不认为这会构成她今后生活的阻力，它是伤疤但不是阴影。这个女性“我只对自己负责”，没有让自己在受虐式的反复痛苦回忆中让自己降格成为一毫无意义的怨妇，也不缺乏爱心，而且虽然绝望，认为生活是悲剧，但是悲剧不会再重演，“这个世界不会总这样下去”，而恰恰是杨讯那种大嚷祖国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承担的人，反倒是一遇痛苦就很难再振，本质上是“最爱自己”的人，虽然他曾为了反对交公粮而坐过监狱。肖凌说“我看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影子，爱你的欢乐与痛苦，还有你的未来”。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会短时间内走在一起，如果说杨讯属于客厅，肖凌属于工厂和流放？
首先，肖凌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即使父母早逝，她仍然秉承了父母对艺术的爱好和高洁的品质，比如弹钢琴，写作，读诗，这对在客厅中漫谈的杨讯构成巨大的吸引，因为，所谓的客厅文化已经从原先的高雅堕落为庸俗，堕落为权力的象征，肖凌未曾受遭遇客厅污染。
另一方面，陈思和本将其概括为二者在红色主流政治粗糙的一片红色海洋中保持的共同的优雅和诗意，和共同的对人性的坚守。此点现在我已不敢苟同。陈的书，现在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清算文革的文本，他持续不断的对民间对地下对隐形结构的兴趣证明了这一点，但这样的兴趣反映到他的书中就形成了类似“怨妇”式的批判，当年我对它曾经非常痴迷，而今重读，却在他反复的同样的为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口吻中感到了一点厌烦。相反，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今日读来的确是精道得很，许多评语虽然极其简短，但能让人在反复阅读中不断发现新的内涵。
所以分析来分析去，第二点并不能作为他们在一起的原因，我以为，真正的原因也是千古不变的原因，乃是小说中杨讯第一次见到肖凌时，“我愣住了，好漂亮的姑娘”，相比起来，他所认识的女孩尽管属于客厅，却都“如同其中的画卷和花瓶一样，一旦离开，你再也想不起她们了”，而肖凌却不同，在杨讯的眼睛里，肖凌有很多秘密为他不知，为所有人不知，这种女性的神秘感激起了他探索的兴趣，从这种表现来看，非常符合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男性性格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