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芳入津后，在南市三不管一带撂地说书，王艳芬为父垫场，收入尚能维持生活。此时王艳芬才十二、三岁，却已懂得努力追求更高的艺术目标，摒弃庸俗噱头和廉价掌声，台风正派，清秀大方，又受到在津的西河大鼓名家王魁武、黄福才、张英勋（王艳芬后来的师父）、赵玉峰的指点提携，艺业大进，由父亲弹弦伴奏，在北海楼、玉壶春等多家书馆、茶园说书演唱，又在仁昌广播电台演播《南唐传》，还应百代公司约请灌制了唱片《韩湘子上寿》。在天津崭露头角，生活也逐渐好转，母亲又生了妹妹艳茹和两个弟弟同乐、宝珠。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胜爆发，天津社会动荡，说书生意不佳，王振芳一家去了北京。先在天桥与关顺鹏、关顺贵合作演出一段时间，父女对唱，配合默契，效果很好，很快就唱红了，应天桥楼外楼书馆邀约，由王艳芬挑梁担任主演，直至北京解放。在一个场地连续演出十二年之久，观众上座不衰，没有相当高的艺术功底和艺术魅力，是很难做到的！
这十二年里，王艳芬除了在书馆说书，还在广播电台播讲《三下南唐》 、《呼家将》等长篇书目，又在北京灌制了唱片《赵五娘描容》 、《宝玉探病》 、《绕口令》，在朝鲜釜山灌制了唱片《十女夸夫》 。王艳芬成了北京的名角儿，楼外楼书馆内，软缎横匾、锦绣桌围琳琅满目，不乏“西河皇后”、“艺术超群”等赞誉之辞。
1942年王振芳病逝，经过日据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生活困苦。及至北京解放初期，书馆生意也颇为不佳。此时王艳芬为了生计开始走“外穴”，到各地去演出，1956年春在冀中一带巡回演出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高阳县，为家乡父老演出，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男女老少挤得水泄不通，大呼过瘾。这是王艳芬没有想到的，也是在城市书馆中见不到的场景，她深受感动，决定要长期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演唱。那一年，王艳芬的巡回演出轰动了冀中平原！秋末，王艳芬接到了河间县文化馆转交的一封信，河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组组长李国春邀请她去家中做客。
1956年初冬，王艳芬结束了冀中巡演，和丈夫王荣贤、弦师刘田丰以及两个弟子王凤玲、王树新全班五人来到了保定，河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组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他们，询问演出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进行政治学习。王艳芬认为，能在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门领导下进行演出，说好书说新书，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一条正路。她决心参加河北省实验曲艺队，1957年正式定为文艺六级，月工资一百六十五元。虽然不如自己单干收入高，但王艳芬说：“参加了革命，就要为革命，不能认为自己能挣就多要，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1957年，王艳芬在河北省广播电台陆续录制了长篇鼓书《呼家将》，连续播放数月，效果空前，田间地头人人争道《呼家将》， 不仅省内外影响强烈，就连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来信，盛赞王艳芬的艺术。1957年农历五月初五高阳县庙会，王艳芬演出《呼家将》，一天演三场，盛况罕见，票价2角，一天收入五百六十余元，听众达三千人之多。省文化局的干部们也常去听王艳芬说书，他们评价说：“听王艳芬说书，上瘾。嗓音好，唱腔美，形象美，稳重大方。没有粗俗话，情理说的透，丝丝入扣，叫人着迷。”
这一时期王艳芬不仅演唱传统节目，还演唱了革命题材的新书《飞夺泸定桥》等，1958年参加了全国曲艺汇演，演出了现代中篇书目《寻水记》，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1959年河北省曲艺学校成立，王艳芬任副校长，主管教学任务，培养了不少曲艺接班人。1964年，王艳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粉碎四人帮后，王艳芬不计较“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虽已年近花甲，又抖擞精神，投身工作，保定市曲艺团恢复建立，王艳芬任团长。1979年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1989年当选为河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1991年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王艳芬的妹妹王艳茹，弟弟王同乐、王宝珠也是优秀的西河大鼓演员、伴奏员。王艳茹、王宝珠解放后参加了北京新艺曲艺团，出演了1960年拍摄的电影《红旗谱》，留下了王艳茹演唱、王宝珠伴奏的西河大鼓《朱老巩护钟》的珍贵影像资料，后全团调往吉林。王同乐参加了北京宣武说唱团任评书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