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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是，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内在标志，失业者不仅会被他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本身也会逐渐失去自信。而随着新冠疫情不断增加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些人的自我价值感也不断地受到威胁。事实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仅存在于工作之中，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身份认同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了。
几十年来，美国的一些组织机构一直在转变一种理念，即把“大即是好”转变为“小即是美”。很多公司已经把裁员、减员和规模优化作为一种结构逻辑。2007年至2009年的大萧条就是一个分水岭。它使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趋势具体化了，即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来说也是一样。如今，因为社交隔离而带来的经济影响正颠覆着更多美国专业人才的职业生涯。
这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但对个人身心有哪些影响呢? 除了收入的损失，失业者还经历了社会地位的丧失，由此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在挣扎于被劳动力市场拒绝和失业的羞愧感时，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这些人不知道如何与他人互动，也不知道如何有目的地度过自己的时间。
很多美国失业者的经历凸显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就业、失业已经成为一个人道德价值的内在标志。几十年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曾将失业定义为“受损的身份认同”，意思就是说失业者会被他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也被拒绝参加各项社交活动。例如，在一位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曾提到，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失业人员，表示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对他的态度就非常的谨小慎微。他们似乎担心和他太随意地交往，自己也会“染上”失业一样。
另外一些学者从经济衰退(比如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80年代的爱荷华州农场危机)中得出的研究发现，就业有着超越收入的重要功能。它除了作为我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基础之外，它还提供了一种安排我们时间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使命感，并扩大了我们的社会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失业不仅会减少收入，还会损害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元素。随着稳定的就业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更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又一波失业潮的准备。我们应该好好估量就业在决定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上的重要性。
将道德价值与就业拆分开来需要一种文化转变。这种文化转变可以由社会政策来推动。比如，失业救济经常是政策层面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将道德与就业等同的观念让领取失业救济成为了一种耻辱。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最小化工作和道德价值之间联系的一个步骤。
政府的政策也可以设法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使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担任各种社会角色。每个人不仅仅只是工作的人，还可以是父母、兄弟姐妹、孩子、阿姨、叔叔、朋友和导师等角色。如果像许多北欧国家那样将照顾家人也视为一种工作，那么就可以部分地实现这一目标。在瑞典，父母亲都可以享受约15个月的带薪假，薪水由政府出，最高可领8成薪水。孩子满一岁后就纳入了公共儿童保健系统中的一份子。将照顾家人的义务纳入必须考虑的社会政策投资，可以鼓励男性和女性为他们在有偿工作之外的角色感到自豪，并从中找到意义。
雇主也有责任。例如，公司可以放宽对持续有效性、面对面时间和对工作的高度投入的期望。通过采用灵活的策略，比如在家上班或弹性工作时间，让员工知道这些政策不会危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切实可行且可以接受的。把员工的非工作性的义务考虑进来了，那么雇主在重塑整个工作文化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失业的职场人员最后大多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做着待遇不错的全职工作，有些人做着兼职，当然有一些人厌倦了找工作，决定开咨询公司。通过他们职业生涯的起起落落，生活也发生了种种的变化。有些人可能又再次失去了工作。然而，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就业让人享有声望，收入丰厚，它也不再是稳定可靠的了。总而言之，当工作不再稳定可靠，我们把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寄托在工作上还有多大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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