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涣散的西方，能有“文明型国家”的凝聚力吗？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

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危机，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激烈对抗。

倒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就指出，在充斥着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推广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性，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

欧洲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Macaes）认为，我们要坦率地承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们正是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了我们失败的根源。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许多中国人称为“白左”（这个中国词汇已经进入英文词典），指哪些高喊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出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显示关心移民、少数族裔、性别少数群体和环保等议题，然而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势力也在上升，他们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等。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然而，我个人认为，西方围绕“文明型国家”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少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反思。例如，英国资深学者克里斯托佛•科克公开承认“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

英国资深学者克里斯托弗 科克指出，“希腊人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国》 。这和3000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换言之，没有这种悠久原生态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西方“政治文明”，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态文明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显得更为脆弱与涣散。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的“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家一般都认为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与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

这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体现，俄罗斯国家和民众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这也在14亿中国人追求国家统一的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体现。

2020年1月，《经济学人》在欧洲专栏发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文章指出欧洲已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普世价值的布道者的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学者埃盖迪（GergelyEgedy）发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国家”研究论文，表示“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西方已别无选择，现在是时候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我们自己独特文化传承的时候了”。

看来“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已经搅乱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长期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使西方内部白左、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更加复杂化。总之，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俯视西方内部的种种纷争，并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给他们点拨一二，这算不上干涉内政，只是与他们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