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在环形码头》作者：西贝朗诵：南飞

相约在环形码头 (获“相约澳洲”征文优秀奖)

作者：西贝 朗诵：南飞

偶然与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吴老师加上微信时，我的心高兴得直发颤。而当吴老师告诉我，他的全家为他庆祝生日要预订一个邮轮假日，他选的航程是来悉尼，并约我在邮轮停泊的环形码头见，这让我兴奋得几乎彻夜难眠。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位最崇拜最难忘的老师，无论相隔多少流逝的光阴，无论其他记忆变得怎样支离破碎，而他或她总是清晰地映在往昔透明的空间里：那懵懂时代曾经像灯塔一样散发着希望和鼓舞的光芒、温暖地照亮我们、给我们指引方向、令我们崇拜得无以复加的偶像！即使几十年过去了，那偶像从记忆的灰尘中走出，不仅没有因岁月的漫长而模糊，反而因受到想象力的滋养而增加了一圈神秘的光环。甚至当我们老了，心底也珍藏着那偶像崇拜式的依恋。吴老师正是这样一位我最难忘的老师。
悉尼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被洁白的歌剧院、碧绿的植物园、雄伟的悉尼大桥及岩石区古老或现代的各种斑斓色彩围成，是悉尼老城区最活色生香的地方，那里的咖啡馆、餐馆及酒吧的桌椅日夜摆在露天，街头的音乐在咖啡和葡萄酒的香气中回旋。依我看，悉尼环形码头称得上是全世界最美的码头，它汇集了全世界的蓝和绚烂。我无数遍地想象着，隔着码头上雕花的绿色铁栏杆，隔着清澈得好似蓝宝石的海面，我向驶来的轮船挥手，如同当年隔着铁栅栏的院墙，我向走近的吴老师挥手一样……
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那年我12岁，父亲恢复工作，全家从下放的农村返回津城。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新学校时，感觉就像走进了小说里的贵族学府，第一眼看到吴老师，感觉他就像电影明星孙道临。学校里的女生都十分洋气，男生都白白净净，而我那时晒得黑黑的，满口乡下口音，班里同学给我起外号叫“小侉子”“黑玛丽”等等。只有吴老师对我另眼相看，他常在课堂上称赞我的作文，让我诚惶诚恐。
    在微信里，我请求吴老师发一张全家福的照片给我，但他说“等环形码头见！” 这让相约环形码头的等待显得越发漫长。我曾参照孙道临晚年的照片猜想吴老师现在的样子，但我更愿意想象吴老师还像从前一样年轻。记得在乡下的露天广场放映孙道临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当时最打动我的不是他扮演的地下党的英雄形象，而是他一举一动中流露出的儒雅善良，这正是吴老师酷似孙道临的地方。如今吴老师住在加拿大，他给我发过一些奇美的雪景照片，但说冬天铲雪是很艰巨的任务。他十分向往四季如春的悉尼，他说“非常期盼澳大利亚之旅！” 他还对我说：“期待在悉尼得到你的签名诗集！当初我读你的作文就看出你有才气，果然我没看错。可那时你缺少自信，你还记得吗？”
我怎能不记得？记忆最深的是刚转入城里学校，就赶上学农劳动，我和一些女生被安排睡在一间农舍的土炕上。记得那天我把背包放在炕头，拿出一本书，边读边听着那些女同学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她们谁都不肯睡在我旁边，怕我头上有虱子。班主任吴老师进来问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走过来问我：“你读的什么书？”这句话让我在窘迫不堪的困境中一下子得到了某种解脱，我把书的封面亮给他看，是《鲁滨逊漂流记》。 吴老师拿起我的背包让我跟他走，并对那些女生说：“同学们，大家要与人为善！” 他把我的背包放到一个女教师的炕边对她解释我的情况，我对女老师说：“我头上没有虱子。”这时我看到吴老师低下了头，就和电影里的孙道临在难过时低下头一模一样。
记得有一句名言说：怜悯之心，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善。吴老师的目光里，正是充满了那样的善。回想起来，那时虽然我是世界上最胆小自卑的人，但受吴老师的鼓舞，我甚至有过想当数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等等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我小时贫血多病，有些自闭，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遇到吴老师，我会成长为一个有着怎样更大性格缺陷的人。 
其实那些日子我读着《鲁滨逊漂流记》，想象自己在一个荒岛上，虽然孤单，但也不怎么难过，那些同学后来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贾(假)滨逊”。和吴老师联上微信时，他发给我的第一个信息竟是：“贾滨逊漂流到哪里了？” 而且他居然还记得我那时读过的很多书，让我又吃惊又感动。
全要感谢回城时我家被安排住在天津文史馆的一个楼里，因为原来的住房被市政府收走了。在那个书籍贫乏的年代，父亲能从当时被封的文史馆书库借很多小说回家，那时姐姐作为知青还留在农村，妹妹年幼，而我和弟弟算是饱餐了文学的盛宴。课间休息我就拿出那些书来读，尽管我在班上没有朋友，但我依然感到世界是那样美好，因为吴老师常和我谈论那些书，他的见解每每都宛如给我打开智慧的天窗。
在悉尼，我的好友华青竟那么幸运地发现她最崇拜的老师恰恰也住在悉尼！昔日的师生，如今是最好的朋友，她们经常久久地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所读的书，追忆过往，消磨天光。我真羡慕华青，我想象着自己也那样与吴老师久久地坐在环形码头喝咖啡，追溯书本世界里的天南海北、重温最感动心扉的人间况味……


当年吴老师为了帮我增加自信，让我做了语文课代表。甚至学校合唱队要选拔领唱，吴老师也带我去试唱，我明知自己土里土气，但也鼓足勇气去试了，当然只有落选的份。后来吴老师又推荐我去做学校联欢会的主持人，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竟然中选了。联欢会那天，音乐老师给我换上一件演出服的裙子，我在后台的镜子里简直认不出自己了。那天我莫名其妙地充满了信心，那是我少年时代最辉煌的一天。联欢会结束时，吴老师走到后台，对我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同学都说我是丑小鸭变“黑”天鹅了。
而有一天，班里一个女纨绔子弟怪声怪气地对我说：“吴老师喜欢你！”旁边的女生神秘兮兮地笑着。不知她们在学校里都说了些什么，后来每当我收齐了语文作业本送到办公室时，吴老师总是显得很忙，从此标志着在办公室关于书的谈话嘎然休止，犹如音乐中的休止符。最后一次吴老师问我正在读什么书，是在路旁，那个早晨让我永远难忘。很多校园里的记忆都已模糊，唯有那街上的一抹朝阳，把最细微的记忆都能照亮。
那时我家住处的前院紧靠路边，有一天我起床早，看到院里的葡萄架结了两串葡萄，就跑去摘，没想到正好看到吴老师经过我家门口向学校的方向快步走着，隔着铁栏杆我惊喜地喊了声“吴老师”，他也惊奇地停下脚步问我：“你住这里？和陈邦怀馆长是邻居？” 我说：“是啊，陈爷爷住楼上。” 他挥了挥手说：“向陈老先生问好！” 然后就又加快了脚步。第二天我又早早起床，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向街上张望，看到吴老师走近时，我又惊喜地喊他：“吴老师！” 他问我：“你读的什么书？” 我举起书告诉他是《海底两万里》，他笑着说：“向摩尔船长问好。” 然后就又加快了脚步。
从那日起我每天都早早起床，拿着一本书，站在院子里，不住地向街上张望，但再也没有看到吴老师经过。我家住的那所文史馆的楼是当年法国租界的一栋法式洋房，院子的矮石墙上是雕花的深绿色铁栏杆，位于南京路与滨江道交口旁，马路对面望过去就是法国传教士主持修建的西开教堂，记得我每天望着它的尖顶闪耀在晨光里，心中有多少浮想就有多少惆怅。
图片
很多年后，当我从悉尼回国探亲，到原住处旧地重游时，那里已变成一片繁华的商业大厦，周围的一切都面目全非，唯一没变的只有西开教堂。在过街天桥上，望着教堂的尖顶，我久久地立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倒空记忆的箱子，默默祈祷此生在茫茫人海中能再见吴老师一次……
终于微信把失散的人联在了一起。吴老师发给我的信息，常常会在后面加上一句：“你还记得吗？”要是吴老师知道我库存的记忆是怎样的清晰，有着怎样丰富的敏感度，他还会那样问我吗？我怎么可能忘记？但也无需提起，在那些纯洁无辜的年月，甚至我记忆里最怅惘的时光也宛若一株天堂的青草，在教堂钟楼的尖顶上小心翼翼地开着一朵不为人知的花。
微信像是一个神奇的精灵，同步传输着远隔重洋的信息。但它也是一个残酷的精灵，突然有一天，我发给吴老师的问候，没收到任何回音。残酷就这般倏然而至，从此我和同学都再也无法联系到吴老师。同学说吴老师有高血压、心脏病……
而我仍能一如以往地给吴老师发微信，他仿佛也依然如故地坐在地球的另一端，读着我发给他的一条又一条的信息。我要把几十年掩于岁月、积于心底的感动都告诉他，我多么想让他知道，他亲切善良的目光曾经温暖过我的生命！此刻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竟不曾对他说过感恩，以为相约就能相见，把要说的一切都留给了相约环形码头。谁能想到？蓦然间相约就成了泡影。追悔莫及，唯有祈愿我迟到的肺腑之言，他依然还能收到，他不需回复，只愿他能听见。
有一次当我徘徊在环形码头，在一个游艇的广告牌前忽然产生了幻觉，我看到吴老师乘着《海底两万里》中摩尔船长的潜水艇浮出海面，我惊喜地举起手，当我叫出声时，才一下子从散发着彩虹泡沫的幻觉中惊醒。就算吴老师不能乘船而来，我相信他也能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穿越而至，在蓝波荡漾的天鹅绒般轻柔、梦幻般美丽的环形码头，我真希望自己是守在那里的一只透明的水母或白色的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