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密探时代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情感平息下来，当人们对反拿破仑战争的巨大热情开始退却，当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借“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名所行的种种罪恶，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威胁要进行公开的反抗。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好任人摆布了。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导致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们觉得将所谓“法国思想”的追随者们消灭干净，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在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自己属民的神圣权利，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利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的应尽责任。而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 ，轮到那些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及首相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他的属民的人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一点必须指出，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做得漂亮多了。1815至1860年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出人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到最下层的低级客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 在市政公园透气、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警戒着海关和边境，以免任何不持有正式护照的不法分子渗入。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严防每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任何胆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马上便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免得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教士的大力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的损失异常惨重。它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一些教士被杀害。更有甚者，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然围着“理性的祭坛”欢歌笑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积极投人了工作。
甚至连耶稣会也于1814年回来了，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献身上帝的工作。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战斗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的“教区”纷纷建立起来，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不断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执政时期，耶稣会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但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了这项禁令。现在，他们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诱地对商人们的儿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们将来遇上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会发出窃窃的笑声。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住房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发泄到年轻一代身上，极其严厉地管教他们。在古老的瓦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普鲁士各大学立即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过分，也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识到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变得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符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日长，亚历山大工作越发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正努力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副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阻碍历史进步、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无非是螳臂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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