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弃妇又是梦中情人
———答《金陵晚报》记者问
问：当年你以《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感动了很多读者，现在你已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大家对你的家庭状况还是很关心。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情况吗？特别是你女儿啾啾的情况。
答：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过着很安静也很有家庭乐趣的生活。女儿在上幼儿园，今年夏天满六岁，要上小学了。据说孩子一上学，大人要操心的事就多了，让我操心的是如何保护她的童年不受过多的功课侵犯，让她继续过轻松快乐的生活。
问：你在和崔健的对话《自由风格》中对文化界表示了一定的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有这样的一次合作？你们以后还会有这样类似的合作吗？
答：我一直钦佩崔健，觉得他的作品有严肃和深刻的内涵，通过个人接触，给我的印象也是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严肃的人，喜欢思考，对许多问题有真知灼见。至于这次合作，其起因是十分偶然的，缘于餐桌上的一次闲聊，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很精彩，建议他写些东西，他说他自己写有困难，我就自告奋勇了。一开始只是写了一篇对话，发表在上海的《艺术世界》上。后来，席殊书屋的副总裁涂玉艳策划要给崔健出书，她和崔健都了解我，就选我做了合作者。关于今后的类似合作，我们暂时都还没有考虑。
问：你是一个哲学家，但作为一般的读者，他们更多地还是从你的散文了解你的，而你写的哲理散文也确实为很多在生活上迷茫的读者指点了方向。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呢？会有人认为你是不务正业吗？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哲学和散文的结合方式的？
答：我一直说，我是为自己写作，所思所写大多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实话。读者的反馈表明，许多人与我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所以发生了共鸣，我对此感到欣慰。的确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我不在乎。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只要我是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务正业。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发现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读者看重的显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学内涵，而非散文的技巧。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我丝毫不忽视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我自己也用相当精力做这个工作，例如研究和翻译尼采。我的散文写作也是以这个工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认真读过许多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我写不出这样的散文。但是，我蔑视那些现在没人读将来也不会有人读的所谓学术论著，它们的唯一用处也许是评职称和讨课题经费。
问：你也是一位作家，而且始终关注着文学界、艺术界的发展。如今的文坛和艺术界充斥着种种怪现象，比如一些“美男作家”、“美女作家”热衷的“用身体写作”，小说和影视联姻，影视圈用美色换角色的“潜规则”（张钰事件、周璇事件），不知道你对这些怪现象是什么看法？
答：我不关心这些现象，只关心作品。只要不是好作品，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闹出什么新闻，我都不理睬。
问：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你认为哲学在现在这样一个商品社会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二十年前相比，你觉得哲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答：如果把哲学看做精神生活的理性形式，那么，它在商业社会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追逐实利的普遍倾向必然使它受到冷落；另一方面，追逐实利的结果是精神空虚，凡是感受到这种空虚并且渴望改变的人便可能愈加倾心于哲学。所以，哲学既是这个时代的弃妇，又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借着思潮的作用，哲学曾成为一种时髦。现在，哲学已失尽昔日光彩，但这不等于它没有地位了。毋宁说，人们对哲学的喜爱越来越个人化了，因而也更真实了。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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