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极端民主制之弊端--《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说》

古希腊极端民主制之弊端—

《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说》

（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和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

苏格拉底出生在希波战争希腊城邦国家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执政时的雅典黄金时代。

年轻的苏格拉底曾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格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问题，又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学习，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暑，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

苏格拉底生平事例，成就思想，均由其弟子记录。

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才，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

苏格拉底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认为人是非常无知的，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因此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

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成为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

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而死，终年70岁。

在欧洲文化史上，苏格拉底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同。

苏格拉底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乃至后世的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完全没有留下半点自己的著作，后世人们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记载中寻找他的思想和学说。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

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定义应该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

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思想观的哲学家，开始了主体和理性、抽象思维，以自然神论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他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

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3年，雅典发生了两次政变，贵族寡头建立集权统治。再加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给雅典民主制以沉重打击，使信仰民主的人们空前地失去了自信。

民主派掌权以后，开始恢复受到重创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就成了众矢之的。

公元前399年，雅典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审判，被告人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病和达官贵人的腐化堕落，为此，得罪了雅典上层社会。

雅典公民墨勒图斯等三人对苏格拉底提出起诉，指控他危害社会。

罪状有二：一是信奉异端邪说；二是“腐蚀青年人的心灵”。雅典公众组织为此组织了500人的庞大陪审团来审判此案。

当时，苏格拉底年已70高龄，他完全有机会离开雅典而保全自己。

但他认为，那是可耻的，他必须为自己辩护。原告在起诉书中，对苏格拉底本人进行许多指责，苏格拉底指出，这种指责纯属“谎言”，“几乎没有一句符合事实”。

在苏格拉底的质问下，墨勒图斯进退两难，非常尴尬。

陪审团表决的结果却是：苏格拉底有罪，判处死刑。

对这一结果，苏格拉底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高傲地站在雅典法庭上，义正辞严地作了最后的发言。

雅典陪审法院是最高法院兼最高司法与审查机关，由10个部落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选举产生，每部落各选600人。

这些法官负责审理各类重要案件，参加立法。这其实是典型的草根民主、大众审判。

因为人数众多，陪审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他们进行判断不是根据已制订好的法律，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这使得判决带有随意性，法庭上的辩护能否打动听众往往决定着被告命运。

在这种审判制度下，大众审判代替了法官评判，专业法律知识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人们关心的是演讲如何具有煽动性，如何打动台下听众，所以法律在雅典实际生活中缺乏足够的威严。因为舆论左右着审判。

在这种审判制度下，舆论要比法律和事实重要的多。

同时，通过主观投票选举决定客观事实，也是雅典审判的一个不合逻辑的缺陷。

审判没有任何调查和取证，不需要任何证据，最后的投票才是决定有无犯罪和应受何种处罚的依据。

这种通过他人的投票来决定被告犯罪与否的审判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正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才导致了苏格拉底最终被处死，而这一事件再一次深刻体现了古希腊城邦国家极端民主制度的极大缺陷与弊端，而这种缺陷与弊端的遗毒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西方国家所尊奉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国家混乱、社会动荡和人民普遍贫困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