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类天性中有一种不可消除的冲动，就是要对世界和人生的问题追根究底。这种冲动虽说提升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品质，但并不有利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仿佛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上天就只让这种冲动在少数人身上格外强烈。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都有这样一些怀着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人，不妨说，他们是一些中了形而上学之蛊的人。这样的人倘若同时具有巨大的才能，就可能成为精神领域里的天才。可是，倘若才能不足以驾驭强烈的冲动，情形就惨了，很可能会被冲动所毁而毫无积极的结果。在一般人眼里，凡是痴迷于精神事物的人都有疯狂之嫌，区别在于，有的人同时是天才，有的人却仅仅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人类精神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还想起宁夏某县的一个小职员，多年来他不停地给我和另外一些人写信，内容永远是几页复印件，宣告他所发现的宇宙真理。由于内容明显荒唐无稽，我没有理睬。后来，在一封亲笔信中，他告诉我，他为复印和邮寄这些信花费了数千元，已经一贫如洗，为此常被老婆责骂。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绝对数字一定不小。这无疑是精神病的一个类型，其特征是狂热地相信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他们往往对于人类思想史一无所知或所知极少，念头一旦固结在某个命题上，就不再转移，从此就为社会承认这个命题以及自己的创始人地位而徒劳努力。事实上，他们多半能够正常应付日常生活，但观念上的偏执已足以使他们潦倒不堪。当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穷人时，便越发显得可怜了。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来关心这一人群。
不过，我想强调，对于这一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能仅仅当做精神病人看待。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否认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症候，但是，他的整个精神表现是绝不能用精神病来解释的。他曾向我表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无法使他的思想系统化，因此渴望能够上大学。我不无理由地判断，他的那种偏执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因而知识视野的拓宽可能会把它们治愈。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例向我们提示，在社会底层生活着一些执著于精神事物并且具备相当才能的青年，他们在其生活的环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会有责任为他们开辟获得理解的渠道。我设想，有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坛上，他们中的佼佼者为何不能坐在哈贝马斯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向职业学者们报告自己业余思考的心得呢？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破例改变一次晚起的习惯，做一个准时出席的听众。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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