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孙陶然《心力强大者胜》
说起附中的事，除了上课，陶然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各种活动。
高一那年，学校举办“一二·九”文艺会演。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到高二下学期才开始真的意识到高考要来了。所以，在那之前的日子，每个人都利用学校给予大家的平台，充分展示、学习和体验人生。
那次演出，高一四班的陶然和吕彤，以及班级的文艺委员张翠薇在吕彤的倡议下，三个人一起创作了一台诗歌联唱，里面大概有四五首自己创作的诗，以及四五首自己创作的歌曲。自作的诗词歌曲，加上又辛苦地花了那么多时间排练，效果自然是轰动全场。
联唱中的诗和歌词都是孙陶然和吕彤的创作，作曲是班级的文艺委员张翠薇在她的音乐课外老师指导下完成，主题是《青春》。经过三个人的努力，它成了附中史上第一个由高一学生创作并自导自演的类似于黄河大合唱的诗歌联唱作品。演出完成，全场沸腾。陶然说，那种成就感，会让你觉得，那就是你的舞台和天地。
如今，这些事情对陶然而言仿佛是难上加难，可对于那个年代的陶然来讲，简直是小儿科。
高中生书单
一切时代的印记都是双刃剑，彼时并非知识爆炸的年代，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流通。因为没有那么多书可读，因此每一本读到的书都让人如饥似渴。
偶然的机会，孙陶然读到了德国作家安娜·玛莉·沙林格描写拿破仑情史的小说《德希蕾日记》。也是从这本书开始，陶然形成了自己的读书风格，他不太在意书中的知识点，而是关注书中的观点或者各种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书中故事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陶然也会拿来挑战自己脑中原有的认知体系。
陶然认为，人的天花板就是自己的见识，即自己的认知体系，包括三观以及各种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所以，成长的核心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见识，主要手段是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应该以挑战自己的认知体系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行路而行路，为了读书而读书。
但凡当时的人读到这样一本书，都会沉浸于拿破仑这样一个巨人的情感世界，而孙陶然却深深感受到拿破仑身上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坚忍，感受到书中描述的拿破仑身上强烈的使命感和把握机遇的能力，当时也有对拿破仑弃真爱而选择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约瑟芬而感慨，因为这种感受，陶然还特地去买了《拿破仑传》精读。
那时，还有一本书也让孙陶然读起来欲罢不能。这便是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通过几个不同性格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友谊和信念的冲突，告诉人们，时代青年只有投入到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人生才有意义。
蒋子龙的小说在当时触及的是经济改革的最前沿。《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男主人公刘思佳，让陶然产生了极强共鸣，仿佛就是自己人生的写照：有点不合群但才华横溢，表面玩世不恭但实际胸怀大义且古道热肠，不做当权者的乖孩子，但为群众和弱者仗义代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大局，当然，身边还有一个懂他识他的美女知己。
熟悉这种形象吧？金庸笔下的令狐冲、杨过，美国好莱坞大片有良知的小人物奋起拯救大局的核心逻辑……这些元素和形象都似曾相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庸小说中陶然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了。在本质上，他很认同那种人设：不想遵循不合理的世俗和礼教，骨子里又有傲骨和正义。陶然说，他中学时代读到的书，似乎是多一本嫌多，少一本嫌少，总之是读了所有该读的书，从中汲取了生命中所需的全部营养。
同时，他也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观：他不要做所谓的主流人物，不要做那些从小就被各种模板固定住的“好孩子”，他要做他自己，一点点叛逆，一点点小坏，一点点不羁，一点点骄傲，剩下的是对自己的认定和执着，是去完善和成就自己的坚定。
他不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和策划，他要做纯粹的自己。他要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属于自己的影响力，不谄媚，不逢迎，不矫饰，不做作。
谈到高中时代的读书，我和陶然都非常惊讶，回忆起来，我们高中时代竟然读了那么多的书，大家好像完全没有把高考压力放到眼里。不像现在的中学生，恨不得从初一开始就打出标语：“距离高考还有2000天。”而我们，是直到高二下学期期末才开始意识到高考，并开始备考的。
此前，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课外书和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有些书，有些事，连老师都不知道，却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必由之路。就读书而言，陶然列出了高中时代他的书单：
每期阅读《世界经济导报》《上海译报》《北京青年报》。
全套《走向未来》丛书。
全套的金庸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全套的琼瑶小说四十六本（我借给陶然的，大多数还是盗版），其中陶然最推崇的是《人在天涯》和《烟雨蒙蒙》。那时，“还珠”系列和后来的一些系列还没有问世。
刘亚洲的全套作品《海水下面是泥土》《两代风流》《写给男儿的书》。
高阳的全套作品。尤其是《胡雪岩》三部曲、《母子君臣》《御座珠帘》等。
尼克松的作品《领袖们》等。
收录了徐敬亚、王小妮、舒婷、北岛等人诗作的《朦胧诗集》（也是我借给陶然的，这也是我为数不多的保留了三十年的当年的书籍）。
此外还有一些当时最流行的单行本小说《柳絮飞了》《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这些书，不是为了消遣，不是为了看热闹。虽说有故事看故事，有观点看观点，但看完了，陶然都会借着它们里面别人的人生故事，别人的理论思想，成就自己思考三观的“引子”和“印证对象”。
这里还要对那个年代做一些补充和说明。那不是知识爆炸的时期，人们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但那是一个某一位作家能随时因某一部作品引发整个社会争论的时代。在那样的背景下，重新梳理陶然当年读过的书目，我还是有些震撼的。因为这些书，来自不同领域，从不同渠道获取。可以想见，陶然当年如饥似渴地投入到读书中的心情和状态。想要学习，其实，什么年代，什么条件，只要想做，都可以做到。
与同龄人读书的角度不同，陶然读书，从来不是看热闹。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直是陶然的最爱，其中一些书目他多次阅读。虽说他至今还是记不住里面的武功招式和名称，但他的兴奋点在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在于杨过于世俗非议、众人误解之下的特立独行，在于黄药师玩世不恭、嬉笑怒骂之外的不合常理和反世俗，在于乔峰宁愿付出生命也不背叛中原的大节大义。
陶然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讲述为什么要看武侠小说。他认为，好的武侠小说是最深刻的作品，因为主人公有武功，所以作者可以把作品中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用矛盾更加集中、更加激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也能因此表达得更深刻、更形象。
陶然始终认为，正是高中时代的这些阅读，对他的三观乃至认知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多年以后，他曾经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公开自己的读书方法：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和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大量的书泛读，一本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浏览完毕足矣；有价值的书精读，反复阅读并且一定要写读书笔记，要完全把书中的内容吃透。
读书重在书中的认知内容，以及借着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参悟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他并不会记忆书中人物的名字、武功的招式等内容，往往是一本书读完了，他连书中各个人物名字都记不住。但是对于书中人物的三观，人物对事物的处理方式却往往深有感悟。感悟之下，要么吸收，要么摒弃。
关键选择
1985年的夏天，我们读完了高中一年级，即将开始按照学文学理的选择重新分班。孙陶然违拗了家中的安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在他看来，如果当年中考报考附中还是一种被动选择的话，那么选择文科，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主动选择。
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孙陶然的学习成绩就已经名列前茅了。那时候，理科生普遍瞧不起文科生，成绩好的，不偏科的，大都选择学理。当时的班主任老师也对陶然寄予厚望，不仅希望他选择学理，还希望他在将来的高考时一展身手。
没想到的是，孙陶然不仅放弃了学理，还和吕彤一起，挨个劝说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学文。在他们的劝说下，当时好几个文理皆佳的同学跟他们一起来到了文科班。
陶然选择学文，跟父亲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只是，这种影响给他带来的是相反的效果罢了。陶然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读书，毕业之后就经历“文革”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既有一身不愿踏入仕途、不屑攀附权贵的傲骨，也有一种一心钻研学问专业，不去闻问其他的专注。
陶然对父亲的作为认可但并不认同，他认为情商很重要——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情商一词，我们还在讲《红楼梦》里提及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用陶然的话讲，即要适应，要入世，才能放大自己的影响力，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陶然还觉得，父亲一辈子就是当螺丝钉，虽勤恳专注，但却一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所有的回报以及风光都与父亲无关，而自己要立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导，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最次也要成为舞台上的主演而不是跑龙套的演员，更不能成为台下的看客。在陶然看来，学文就是向着这种活法迈出的第一步。陶然的选择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因为父亲是钢结构方面的教授，自陶然小时候就给他灌输理科知识和理念，希望儿子将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希望儿子有一门手艺在身。
陶然跟父亲讨论再三，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陶然对父母说：“虽然你们生养了我，但这不意味着你们有权决定我的一生怎么过，我也不可能成为你们弥补自己人生遗憾的替代品，更不会成为你们检验自己人生想法的试验品。你们不能替我做决定，我的命运，我自己做主！”这几乎百分之百是当时十六岁的陶然的原话。
在那时的陶然看来，人的智力、体力和能量，很大程度上，都出自天然。一个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好胜心的人，一个天然有着分享意识和助人精神的人，注定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命运。
陶然的这种对自我选择能力的重视在他成人之后对子女的教育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小，家里的孩子穿什么衣服自己选，假期去哪里玩自己挑。甚至大女儿被选上去奥数班，也可自行决定不去。这种对孩子自我意识的培养，正是源于陶然自己在少年时，曾自行决定自己未来想要走的那条路。
在陶然和吕彤逐一劝说他们认为适合学文的同学学文的情况下，原本实力最强的四班，最后一下子有十几个学生选择了学文，而且大多数都是文理皆佳的学生，占了文科班最初三十八人中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些人走后，也让四班的元气大伤。
后来每每谈起此事，陶然和吕彤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在他们二人看来，一班、二班、三班以及四班，还是有几个应该学文的人最后没有选择学文，结果便在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领域一直平庸了下去。而本来，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未来。
其中，最让陶然感到遗憾的是一班的一位才女朱同学，陶然认为她的现代诗清新独特，可在高中的小伙伴中排第一。可她没有学文，按照家长的要求选择了学理，最后考了建筑系。后来上研究生时，她自己学回了哲学。现在，她在美国教授哲学。陶然说，如果高中两年和大学四年不是走了弯路，这位才女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幸亏最终走回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一辈子从事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领域，那简直太不人道了。
风云人物
上了文科班的孙陶然可谓如鱼得水，先不说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前三名，东北师大附中高中生活的丰富和充实更是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班主任老师李颖，后来先后担任东北师大附中初中部的校长、长春外国语中学的校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也是全国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当时的我们班，就是后来著名的高三五班，是李颖老师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个班，孙陶然是她最宠爱的一位学生。
那时，班里才子多，才女多，点子多，想法多。大家在学习之余，可以弹琴纵歌；在南湖畔骑车共游；学校有宿舍，可以在中秋吟诗赏月；有同学的哥哥姐姐已经升入大学，我们可以跟这些大学生们一起小聚，听他们谈及那些我们的思想从未去过的天地，听他们说萨特、朦胧诗、哲学以及人为什么活着。
1986年元旦是文科班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我还清晰地记得开联欢晚会时挂在班级门口的对联，那是陶然和吕彤的文笔，上联吕彤所写，下联陶然应对。那一年是虎年，吕彤写“虎威虎风虎跃腾观自然界”，陶然对“才子才女才高笑傲理科班”，横批“不服不行”。
那是我们这一代高中生最充实的业余时光。和大学生们聚餐，看他们每个人掏空自己的口袋凑钱买单的情景，总会让陶然升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感叹。
某月，某天，陶然理科班的同学董同学邀请陶然一起去找她的表姐玩，表姐在吉林大学读书，爱好文学、思想前卫，和吉林大学当时最活跃最有才华的一批同学在一个小圈子里每天聚会活动交流往来。小圈子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才子，给了陶然一篇他写的文章，还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题目叫《体验》。
陶然后来多次跟我提及那个瞬间，他说，那个题目让他豁然开朗，让他瞬间清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落脚点，就是体验。体验生命，体验幸福，体验苦难，体验一切没有尝试过的事物，人虽不可能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扩展其深度和广度。
后来，陶然又将这种注重体验的人生观升华为一种理念：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人生就像一列快速开向死亡的列车，每个人都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在离开时，回忆起来这一生感到欣慰多多，遗憾少少，那就是没有虚度。这便是他要追求的人生。
陶然父亲去世时，他给父亲撰写了一副挽联，“种瓜得瓜，今生功德了无憾；因缘轮转，来世修行自可期”，这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观。
当然，那会儿还有少年时的情窦初开，懵懂恋情。陶然那时虽然没有班里一些体育健将们风流倜傥，却也以自己的才情、自信、广博的见识和自带的骄傲，吸引了同龄一帮女生。只是，很多故事早已如春梦了无痕，似春风过往，没了印记，又涉人隐私，陶然一再叮咛慎重处理。
当然，当年暗恋他追求他以及他暗恋他初恋的故事，我们这些同学大都熟知，常常在聚会上拿来调侃和揶揄。不过，这已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秘密与青春记忆，无须分享。
你只要知道，我们那时和现在青春懵懂的少年没有区别，只是内心更单纯，更天真。那时没有游戏的干扰，没有网络的眼花缭乱，更没有各种外来的冲击与诱惑，一部《上海滩》便能令我们着迷一两年，费翔一曲《故乡的云》我们能从寒假唱到暑假。
那是一个经典频出的时代。也是一个让我们心无旁骛的年代。
1987年的夏季，孙陶然以六科总分559分、全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后来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启了他成为一代创业者的新路程。
回顾高中三年，孙陶然的才情和才艺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最初和最好的激发。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变得更有自信，也获得了在那个阶段所应当获得和可以获得的最好成长。
未来，北大教会陶然的东西，此时，附中已经给他打好了基础。现在，所有的一切只在等待。
等待他踏上新的征途，等待他离开家乡，等待他再去另一个地方延续和经历自己更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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