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还是犯罪，这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

从邯郸少年被残忍杀害，到晋江女生跳楼，再到宿迁15岁学生被13岁辍学少年捅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发三起未成年人恶性事件，也让校园霸凌这个存在许久的话题再度空前热了起来，如何杜绝校园霸凌，从立法上遏制未成年人恶性事件的发生，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今天看到李玫瑾教授提到了一个问题。她说不能所有未成年人身上发生的恶性事件，都简单地归结为“校园霸凌”，比如常见的殴打虐待、敲诈勒索、极端方式羞辱，以及更为恶劣的杀人、强奸、猥亵等行为。实际上，这些行为完完全全地超出了“校园霸凌”范畴，已经是彻彻底底的犯罪行为了。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校园霸凌”，那么在进行惩处时，可能就要偏离方向，因为一旦涉及“校园”两个字，在定性和量刑上，必然会顾及学生这个特殊身份，那到最后也会选择用未成年人的方式来解决。

如此一来，必然会客观降低法律惩处的严肃性和严厉性，有时可能仅仅用校规来处理，从而让犯罪实施者逃脱法律上的制裁。

“校园霸凌”和犯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所以一定要区别开来。让校园的回归校园，犯罪的回归社会，如果认定为犯罪行为后，就要用《刑法》的标准来定罪，这样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和严肃。

当然，也要避免矫枉过正，把一般性的校园霸凌和欺凌，升格为违法犯罪，比如普通的打闹、同学孤立、搞个恶作剧、起个外号、讥讽嘲笑等，这些比较常见的校园行为。

只有把“校园霸凌”和校园犯罪的概念和事实搞明白，然后才是法律上的逐步完善，要不然我们虽然在法律上完善了，降低了刑事责任的年龄，可搞不明白霸凌和犯罪的边界，在执行层面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可能还会引发行为本身之外的其他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初衷，是保护弱者，而不是保护施害者，但近年来校园内发生的一些恶劣事件看，它似乎对施害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不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因为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还缺乏足够的社会认知，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降低刑事年龄，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

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需要转变思路了。如果一个青少年的行为，上升到了触犯法律的地步，那么一定是有着非常顽劣的成长经历，对这些孩子的纵容和宽恕，就是对受害者的伤害。施害者和受害者，两相比较，我认为让施害者付出代价天经地义。与其让受害者“完了”，不如早早让施害者先“完了”。

年龄不应该再成为一个人犯罪的“保护伞”了，有关未成年人的一些法律及相关条例需要与时俱进地相应完善。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相互之间的良好联动机制。尤其是家庭，才是孩子正确三观的土壤和根源。所以，健康的育儿之旅，于父母而言，人人责无旁贷。

所以，以邯郸三少年杀害同学案件为契机，加快对青少年犯罪零容忍立法执法力度，保障真正应该保护的未成年人，促进司法公平正义，我们不能再观望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