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一九一一年（辛亥）秋天革命发生时，我曾根据教科书中有关法国和美国革命的记载，估计中国革命所需的时间大约要十年。如果我留学十年，回国后正好参加革命后的重建工作。但当我拿到护照和船票准备放洋时，我发现事实与我估计的颇有距离。革命已经过去了，南北和议已成，袁世凯继孙中山先生之后出任总统，似乎天下大定了。但我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赴美国，否则，岂非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了。
不久，我发现我的估计并没有错，事实上，我的估计还相当保守。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比美国革命的时间还长。迨我一九二三年春返国时，我甚至担心中国革命的时间比法国还要长。即使离国十一年（美国十年，法国一年），中国分崩离析如旧。而我也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工作。
回国后，上海予我的印象并不太好。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太乱与不调和。街上有现代化的汽车、摩托车、电车，也有落伍的黄包车、牛车和手推车。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穿着巴黎、纽约人都嫉羡的服装遛街漫步，也可以看到妇女穿着最不合时尚的大口袋裤子。
我在上海未作长期逗留，我感到当时留在上海对我实在没有好处。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予我的感受实在无法形容。
正好在离美返国前我接到一份聘书，聘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西洋史。与我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一位孙伦（Sun Lun）先生，他也刚在美国完成研究工作，准备到南开去教商业经济，我们从上海搭车赴天津。
南开大学是由南开中学发展来的，南开中学系由张伯苓博士创办。南开就是张伯苓，张伯苓就是南开。张氏曾任北洋政府海军军官。一八九四年张氏脱离海军，不久即在天津一位逊清官吏家中任家教。这位官吏不是别人，他就是逊清学部侍郎严修（范荪）。因为海军军官有相当教育水准，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学识，甚至对新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也有相当根基，于是张氏就成为严家的全科教师。后来学生人数日增，严家的私塾就从严家搬出来，迁到他家一所独立的房子里，渐渐变成了张伯苓学校而不再是严修私塾了。
南开，就我一九二三年所知，有一所男中，学生约有一千人。大学部设在一所旧中学中，有两百名学生，十九位先生。后来，南开又设立一所女中。
南大的房子原是一所中学。但在我到南大以前，张博士即决定迁校。他在天津郊区找到一大片空地，其中部分是沼泽，部分是农田。他和总务人员想出一套高明的办法，在那片筚路蓝缕的荒地上开辟了一个校区。他们挖了一条水沟，用挖出来的土填平了坑坑洼洼的地，再在平地上建起房子。每一栋大楼旁边都有一个水池，因为是用水池的土填补了楼基的关系。为求美化起见，池中再种上荷花。此一设计非但解决了建筑上的困难，而且也极方便，可以免掉许多土方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郊区竟出现了一所广阔的校区。此举相当了不起。了不起尽管了不起，但却一直无法除掉沼泽地区的霉味和附近猪、驴的骚臭气味。张博士对此情形毫不在意。事实上，在新旧交替的中国，南开当时的情形正是一个典型。
欲想道出南开的精神实在是很困难的。首先，张校长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树立学生们的品格。他自己言行一致，向此目标迈进。无可怀疑的，南开学生的品格是负责、值得信任的。
其次，南开教育是求实的。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国家税收都用于十年内战了。因为学校不能按时照规定发薪，于是老师也就无心授课。大多数老师都尽量兼课，因为薪水是按钟点计算的。某些老师成了兼课专家。一位精于此道的教员他可以算出合法缺课的时数，并且上课时又可迟到若干分钟。结果，每周竟有人兼课四十小时的。易言之，教育完全成了破坏道德的东西。这种情形在南开是没有的。张校长很严格，他按规定付酬，也要老师全力授课。南开老师大部分都守规矩，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却是极高的。
第三，张博士在办南开时，他又回到了中国的旧伦理，以中国旧道德来办学校。张博士终身致力于教育，人们对他这一点无不推崇，很多人都捐款给该校兴学。
第四，张氏是一位杰出的实干教育家。他虽身为大学校长，但我认为他对学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他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他所采取的实际做法很简单，遇有问题他就向同事及新从美国回国的博士们请教。例如：我记得某次经济学家何廉（淬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氏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氏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有一天，张氏问另一位学者李济（济之）博士，李在美国是个杰出的人类学研究生，他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氏离开南开。
张氏的真正目的是予青年人以他所理想的教育。他要年青人成为一个负责的人，要社会把他当个大学毕业生看待。根据此种想法，张设法替他所有的毕业生找工作。的确，如果他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会感到极大痛苦。
另一件重要事是张氏本人生活朴实，即使依照中国的标准，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和太太住在一栋旧式中国房子里。他私下从不饮酒，公开场合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出门乘黄包车，从不坐汽车。他的朴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报偿。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圣者，必须过一种类似贫民的生活。任何人生活奢侈，就代表他的道德水准不高。但中国的苦行不似印度那样彻底。张是中国人，因此，他的俭朴也和印度甘地不同。
我在南开教了六年，对张的种种已经深知。由于明了他的为人，所以就更崇敬他。他的伟大并非因为他是校长或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很有人情味。他身材高大，超过六尺。很喜欢北方饮食，爱吃大蒜。他是一个吃家，但不喝酒。我们常谈政治和内战的罪恶。某次他问我：“你知道在中国选择领导人的方法吗？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内战了。”我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种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论我提出什么方法，总是能够接受的人很少。我的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校长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他说：“不错，我对此问题曾经熟思至再，我认为解决领导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选个个子最高的人担任总统。”我告诉他我一定支持，但恐怕其他的人赞成的很少。
虽然人们争权夺利，但张的为人仍为各派人士所敬仰。他是超党派的。他从不支持任何不正当的活动。同时，他也绝不无故去侵犯人，因为他认为任何冒犯人的行为都是会影响到学校，都会影响外界对学校的经济支援。一旦需要，他就设法去找有钱的大亨或是天津、上海的大商人捐钱，他们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别尊敬正直人，这真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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