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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这是照着昭明太子的主张,说明一下什么是文。他又说: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字字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铨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西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文言说》)
这是说明文必须讲究辞藻对偶,不这样必是直言,不是文。自然非骈俪不算文,固属偏执;可是专以文为载道之具,忽略了文章的美好方面,也是个毛病。况且,设若美是文艺的要素,阮元的主张——虽然偏执——且较别家的只讲明理见道亲切一些了。
章学诚的攻击文病是非常有力的,看他讥笑归有光的以五色圈点《史记》:
“……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采,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浪,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之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史通义·文理》)
再看他攻击好用古字的人们:“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称‘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文史通义·繁称》)
看他指摘文人的死守古典,而忘记了所写的是什么。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这些议论都是非常痛快,非常精到的。可惜,谈到文学本身,他还是很守旧的,如“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又是牵强的找文学来源。“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便是塞住文学的去路。他好象是十分明白摹古的弊病,而同时没有胆气去评断古代作品的真价值;这或者是因为受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敢叛经背道,所以只能极精切的指出后世文士的毛病,而不敢对文学本身有所主张。因此,他甚至连文集也视为不合干古:“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文史通义·文集》)古无文集,后人就不应刊刻文集,未免太固执了;难道古人不会印刷术,今人也就得改用竹帛篆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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