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科讲述和论证事实，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性事实、文化性事实，它不能宣称“本文讲的是科学的，你们都该相信”。还得靠修辞。只不过其修辞有显性的，也有隐形的。显性的修辞有名有姓，如比喻、反讽，具有比较高的艺术性；隐形的修辞则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是未被命名的策略。
上世纪末，生于1942年、现年82岁的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在《经济学的修辞》中较早揭示了修辞的秘密。书评周刊专题《社会科学的修辞》采访了她与其他十一位国内外学者，请他们一起回忆那些让他们喜欢的、说服他们的社科文本。
本篇受访者为学者陈映芳。
陈映芳：就叙述方式而言，我比较喜欢的一种修辞——记得在课堂上曾经特地写出来给学生作解释的句式，可能是“作为……的……”，或谓“……作为……”。城市社会学史上有几篇著名的论文，都是这个句式，如路易斯·沃思的《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篇如哈维尔·莫洛彻的《城市作为增长机器》，都是经典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叙述模式有利于我们探讨一个系统的某种功能，或分析确认一个事物隐含的某种属性。就比如“urbanism”，有时我们翻译为城市主义，那可能是指作为一种城市观、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城市主义。
我觉得这样的修辞对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很重要。我自己在解释当今大学里许多社会学者扮演的“角色丛”时，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句式，如“作为研究者的社会学者”“作为专业教师的社会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者”“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学者”“作为智库专家的社会学者”……以此来看待不同学者的身份认同、角色伦理或角色错位现象。这样的细分法，多少存在将“知识分子”专业化甚至矮化的倾向，不过相对于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样一个更高位的命题，它们在今天也许能帮助我们清晰一点去理解、并多少缓解一些高校教师的角色冲突，以及内心的角色紧张感。
采写/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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