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于中国1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和史学研究的一些问题。文章首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除了埃及、巴比仑、罗马帝国、印度和大西域的千王政治外，还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一种平等自在、静好且有行动力的文明形态。作者表达了对这种文明形态的喜爱和亲近感，并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对话来比喻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探究。
接着，文章批评了现代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过于迷信西洋史的规律和科学方法，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文献的价值。作者反驳了史学家对孔子言论的误解，强调孔子并没有否定古代文献的可信度，而是指出了某些事物不足以证明礼乐的完备。
文章还提到了西方的《旧约》和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认为它们虽然有王朝记载，但也有传说追记，这些传说虽非信史，但也有一定的可征性。作者指出，中国古代自黄帝时就设立了史官，文献资料丰富，不仅藏于王室，还分发给诸侯，孔子时代文献之多，不仅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作者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开放性和民间抄本的存在，以及私人史家和诸子百家对前朝历史的记载。提到了《春秋》、三传、《尚书》等文献的编纂和流传情况，以及它们在后世引起的争议。
文章还讨论了秦朝焚书事件对文献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作者认为，尽管秦朝禁止民间私藏书籍，但政府仍保存了大量文献，司马迁能够据此撰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的《本纪》。提到了殷墟出土文物对《殷本纪》真实性的印证，以及郭沫若对井田制的考古研究。
接着，文章对地下考古学的作用进行了评价，认为它只能作为补充史料，不能作为论断的依据。作者指出，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如殷墟甲骨文仅是占卜记载，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全部。提到了安特生对中国铜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起始时间的推测，以及作者对这些推测的反驳，认为中国古籍的记载更为可靠。
最后，文章批评了现代史学家对古代历史的翻案和批判，认为他们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为未知和已知而失去真实。作者强调，真正的良史应该是自证的，不应过分依赖考古发现。通过类比数学的演算，作者表达了对史学研究方法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