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个问题：
你认为什么是神圣？
一个叫凇子的网友，
是这样回答的：
在厦门，
一个孩子在林巧稚的雕像边上疯跑，各种踩踏，
扫地的老奶奶拿着扫把带着哭腔，
操着挺难听懂的普通话吼着：
你们知不知道尊重人啊？
这是林巧稚啊！
孩子的父母带着孩子不屑地走了，
老奶奶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低头，继续扫地。
不知道为什么，心被一刹击中。
厦门鼓浪屿，林巧稚纪念馆。by摄图网
在中国，
有很多人知道林巧稚，
但有更多人不知道林巧稚。
中国的妇产科，一直存在一个说法，
叫“南梁北林”：
广州的梁毅文，
北京的林巧稚，
这两位并称中国妇产科的泰斗。
事实上，林巧稚是标准的南方人，
她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教书为生，全家信奉基督教。
不过，由于林巧稚学习、工作和成名，
主要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所以才有了“北林”的称呼。
林巧稚，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
1917年9月11日，
北京协和医学院迎来首批8名学生，
13天后，
协和医学院新校奠基建设。
这所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建的医学院，
以培养中国医学精英为目标，
很快就被誉为“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
在整个1910年代，
洛克菲勒基金会8000万美元的开支中，
最大的一笔正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迄今，北京协和医院，
仍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医院，毫无争议。
1921年9月，
协和医学院新校建筑完工之时，
20岁的林巧稚幸运地成为它的一名学生。
而林巧稚参加的那场入学考试，
后来经常被人提起。
那年夏天，
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
赶往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
协和以培养精英出名，
那一届仅招25名学生，录取率极低。
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
一名女生突发中暑，被抬出考场。
林巧稚立即中断了自己的考试，
跑出去对这名女生实施急救。
急救完成后，考试也结束了，
林巧稚原本最有把握的英语试题并未做完，
以为自己必定落榜了，
黯然回到老家。
然而一个月后，
她意外地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原来，
监考老师把考场上发生的一切，
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协和医学院，
称林巧稚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
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行。
校方看了报告，
认真研究了她的各科考试成绩，
认为她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秀，
英语口语也非常娴熟，
于是决定破格录取她。
应该说，在当时，
只有协和这样的学校，
才会把救死扶伤、乐于助人的品质，
优先于考试成绩进行录取考虑。
协和的这一决定，
彻底改变了林巧稚的命运，
也使得日后的中国“万婴之母”，
免于被世俗埋没。
青年时期的林巧稚。
协和医学院学制8年，
以严格要求学生闻名，
前20届毕业生总数不到500人。
林巧稚却是同届毕业生中的学霸，
毕业时获得学校最高荣誉“文海奖”，
并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
开始了精彩而伟大的职业生涯。
从此时起，
这名年龄不到三十的姑娘，
开始抱定独身和不婚的理念。
一开始，是协和医院的聘约，
规定女医生在聘任期间不得结婚生育。
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
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
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
只能选其一。
今天看来，
这样的规定显然有悖人性，
但林巧稚坚定地在职业与个人之间，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且终生不渝。
后来，这名“大龄剩女”被问到婚姻问题，
她毫不在意地说：
我一辈子没有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
就要拿出更多时间来照顾好孩子。
为了事业，我从进入协和那天起，
就选择了不结婚。
但你或许想不到，
这个一生无儿无女的女医生，
说她平生最爱听的声音，
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在林巧稚生活的年代，
中国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达20%，
女性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
经过林巧稚这一代人的努力，
大大降低了这一恐怖的数据。
有人统计过，
林巧稚一生接生的婴儿达数万名，
她因此被称为“万婴之母”。
林巧稚被称为“万婴之母”。
刚开始，林巧稚只是一名助理医生，
一个寒冷的雪夜，
一名产妇突然大出血，
生命垂危。
主刀医生都不在，
林巧稚无权做手术，也从未做过手术，
但她不忍见死不救，
毅然站上了手术台。
她知道，一旦手术失败，
她的医生生涯就此结束。
就像当初在考场上救人一样，
是善良和勇气，
让林巧稚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最后，
她成功救回了母子的生命。
1931年，
30岁的林巧稚凭借精湛的医术，
升任协和总住院医生。
随后，她多次赴欧美进修学习。
在欧洲期间，
她接到一封电报，
请她出任北平助产士学校校长一职。
对其他人而言，
这是一条难得的“升官”之路；
但对林巧稚而言，
这意味着，
她从此将离开妇产科一线，
走上行政管理岗位。
林巧稚想了很多，
郑重地拟了一封回电：
我选择终生从事妇产科学工作，
不择其他职业，
请原谅。
1939年，
林巧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习。
芝大著名妇产科专家艾蒂尔，
表示愿推荐林巧稚留在芝大工作。
林巧稚婉言谢绝：
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来进修的理想和目的，
是为了办好妇产科，
更好地为中国的妇女和孩子们看病。
艾蒂尔忍不住问道：
你的国家正在打仗，不是吗?
林巧稚说：
坐船经过日本，
我看到了那个国家。
那么一个岛国，
想要吞掉这样大的一个中国是不可能的，
战争征服不了中国。
林巧稚在美国。
第二年，
林巧稚毅然回国，
不久升任协和妇产科主任，
成为该院首位中国籍女主任。
1941年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协和医院。
林巧稚和所有医务人员，
被赶出了医院。
林巧稚在北京的胡同里，
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继续行医。
在这期间，
她仅收取极低的诊疗费，
对贫苦的妇女不仅免费治疗，
经常还要自掏腰包，
让她们去买营养品。
尽管日复一日面对无尽的疾病，
面对一个个因病而痛苦不堪的女性，
她却从未出现职业性的疲惫与冷漠。
天冷时，
她总是将听诊器捂热了再伸出去。
曾有人问林巧稚：
你跟病人拉拉手，为病人擦擦汗，
就能成为妇产科专家吗？
林巧稚坚定地回答道：
作为妇产科医生，
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就是一颗仁爱之心。
在她开办诊所的6年间，
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病历。
这期间，她又担任中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她书写的病历，
字迹端正，内容紧凑，
中英文对照一丝不苟，
与当今医生普遍流行的“天书”迥然不同。
一代名医的医术与医德，
尽在其中。
林巧稚书写的病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整个抗战期间，
协和医学院教职工中没有出过一个汉奸。
这是协和的光彩与奇迹，
从协和走出来的精英，
在残酷的战争中维系了中国的医学命脉。
1948年，
林巧稚重返协和医院，
并在此一直工作，直至去世。
1949年，
当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时，
一名国民党高官夫人给林巧稚送去了一张机票，
并说，
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
林巧稚谢绝了，
说她要守着她的病人。
林巧稚的性格单纯倔强，
对政治毫无兴趣。
新中国开国大典当天，
她收到了观礼邀请函，
但即便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性时刻，
她也未出席，
而是选择留在医院。
人家笑她傻，她却说：
我是个医生，去做什么呢？
我的病人更需要我，
我需要守护在她们身旁。
林巧稚一生以妇婴为中心。
接下来的数年间，
她获得了许多新身份——
1953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妇联副主任；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她是当时唯一的女委员。
然而，这些世人眼中标志着人生成功的头衔，
却让林巧稚变得焦虑。
每次出席社会活动，开会的时间一长，
她就坐立不安，
急切地想回到医院。
她总是说：
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哪怕在她成为名家之后，
她依然保持了谦逊、认真的医德，
以及以病人为核心的医风。
她家里的电话，一到夜间，
就成了协和妇产科与她联系的热线，
不论谁值班，
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可以电话向她求助，
电话里解决不了的，
她总是立即起身赶往医院。
她从不抱怨，而是乐此不疲，并说：
我的唯一伴侣，
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只要是她出门诊，
候诊的病人早早就排成长队。
她总是看完所有的病人才下班，
不管时间多晚。
而且，她从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
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病史，细致检查。
有时候，助手会提醒她，
候诊室里有“特殊病人”，
是某位高官要员的太太或亲戚，
她总是头也不回地说：
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她给邓颖超看过病，
期间，特别叮嘱说：
挂普通门诊号就行，
不用挂专家号，太费钱了。
看完后，人家告诉她，
刚才找你看病的人是周总理的夫人。
她拿过病历，看到邓颖超的名字，
才反应过来。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同样找林巧稚看过病。
后来在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
康克清无比感慨地写道：
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
还是贫苦农民，
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
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林巧稚在湖南乡下为当地妇女做检查。
1951年，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
因为是美国人创建了协和，
在特殊年代里，
协和曾被改名为“反帝医院”。
有人怂恿林巧稚揭发美帝的罪恶，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大实话：
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
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1958年，
在“大放卫星”的喧嚣声中，
医院领导提出要紧跟时代，
改进手术洗手方法：
洗个手要那么多程序，慢吞吞的，
还怎么大跃进呀？
大家都知道，医生少洗一次手，
病人手术感染的机率就增加一分。
但没人敢出来反对，
林巧稚直接找到医院领导发问：
如果是给你做手术，
你要我们洗三遍手还是洗一遍？
一次洗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医院领导知道眼前这位老太太的地位，
只能无言以对。
1966年后，
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被剥夺了行医看病的权利，
发配到病房做护工，
清洗便盆，倒痰盂。
她默默地干着这些粗活，
像给病人看病一样认真。
即便身处风暴之中，
她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她曾被一次次要求批判自己，
但她回顾大半生的经历，
在自我检讨中，
依然守住了最后的尊严：
1921年，
我怀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愿望，
以及对“协和”的羡慕，
不顾一切困难，
离开家乡福建，到了北方，
考进“协和”，很为得意。
30年前一个女学生从厦门到北京协和，
不是一件小事。
从第一天起，我就怕念不好书被刷掉，
所以死读书。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每年考试及格，
毕了业，成为一个高级的技术专家。
1941年12月8日，
日本侵略者占领“协和”，
我初步感觉到个人生活离不开国家。
在沦陷时期，尝到亡国奴的滋味，
日夜盼望抗日胜利。
胜利消息传来，欢欣鼓舞，
满腔热情地决心为祖国服务。
但在很短时间内，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使我对这个政府完全失掉信心，
对祖国复兴灰心失望。
1948年回“协和”妇产科工作，
对政治不闻不问，
一心一意从医、教书。
你看，哪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她亦不轻易作践自己，
最重的自我批判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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