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细看谍战剧《风筝》，就会发现很多人物的台词，都出自沈醉的回忆录，连戴笠说的话，在文强的回忆录中也能找到。
戴笠在派遣郑耀先去延安跟影子接头前，曾经大发牢骚：“我要是干得好，我的头就会被敌人杀掉，我要是干得不好，我的头就会被委员长拿下，我是一心为校长，可还是有人想端我的锅呀！”
类似的话在文强的《戴笠其人》中也能找到——老蒋电令戴笠返回重庆参加裁撤特务机构的“八人会议”，而且通知上戴笠的排名远在宣铁吾等人之后，仅在郑介民、唐纵之前，还不如中统局长叶秀峰。
看到电报后，戴笠对着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大发牢骚：“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欺人太甚！”
我们细看文强回忆录就会发现，“端锅说”并非戴笠首创，那是毛人凤给戴笠的密电中先提醒的：“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强替戴笠起草了复电，并让留守军统局本部的毛人凤转呈老蒋，不知道毛人凤哪根线搭错了，居然扣留了戴笠的复电而没有往上送，于是戴笠就真被端了锅：飞机坠毁，军统改为保密局，军统特务大半被裁撤。
老蒋和叶秀峰、陈诚都想端戴笠的锅，而且真的端掉了——《风筝》的画龙点睛之笔，说明主创人员真是把相关回忆录都读透了，所以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台词，都能找到历史出处，比如韩冰在延安评价郑耀先的那句话：“当年他陷在日伪手里，都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谁能想得到他另辟蹊径，把一盘死棋给盘活了，最后日本大佐亲自把他送出了特高课，还给他鞠了一躬。”
韩冰讲的“故事”，在文强的回忆录中，却是有板有眼的真事儿：把日特大佐差点弄疯的，就是他本人，后来那个大佐晋升了少将，还是被他揍得跪地求饶。
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桀骜不驯的刘安国，此人资历之深、亲戚朋友圈之大，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如果他没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脱党而被戴笠招揽，最后能授什么军衔，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会给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
文强因为被误解，寻找上级不见，衣食无着之际，在程潜和张治中担保并介绍下，准备去“参谋本部第二厅”当上校参谋”——当时的“参谋总长”，就是文强的“世叔”程潜，但是老蒋没批上校军衔，只给了文强一个少校。
“少校参谋”没当多久，文强就被戴笠戴笠挖走了。文强回忆：“戴笠一见我很客气，说老大哥，你的情况我了解，现在想请你在我们这里的杭州警官学校当第一大队的指导员，当一个大队的指导员，你的资格够了，我的权限也只有这样大了。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个学校，每个月可以拿 八百块钱。他给我发了一个登记证，我加入了军统。”
戴笠四处招揽人才，而文强也真是个人才，他身兼参谋本部少校高参和警官学校大队指导员二职，居然游刃有余，再加上程潜大力扶持，最后还真晋升了上校。
戴笠在担任军统局副局长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步兵上校”，直到1945年3月8日才正式晋升“陆军少将”，他此前挂的少将军衔和其后的中将军衔，都是“职务军衔”，如果他不当副局长，可能就要减掉一颗星了。
文强在戴笠手下混得风生水起，两人不像上下级，倒像搭档和兄弟，虽然戴笠比文强大很多，但文强在黄埔比戴笠高两届，所以戴笠一直称文强为“念观兄”而不直呼其名。
文强协助戴笠在上海建立了一支一万人的“别动队”，并在1941年到1942年间担任了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文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经历了无数风险，有时候真是命悬一线，忠救军的军费，老蒋拿不出，戴笠也没辙，最后是文强“坑”了日谍头子“郎本实仁”二百八十万块钱。
文强从鬼子那里弄来的是什么钱，没有史料明确记载，但是文强算得很清楚：“那时的钱很值钱。一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
一万块钱能买四五辆汽车，二百八十万能买多少武器，读者诸君肯定算得过来，笔者前一段时间也写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文强在上海与日伪特工斗智斗勇，他比郑耀先更像一个战略特工。
文强在上海搞情报时，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由东北集结到青岛，之后再乘兵舰南下，沿途没有停留，一直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个师团下了兵舰， 另一个师团又去了菲律宾。
文强通过这一情报发现了问题：关东军这两个师团装备精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海岸不登陆，在香港也不登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文强领导的谍报机构还破译了日本人的一个密码，发现日本人确实到了新加坡，由此他判断日本人在太平洋能够有一个大动作。
文强回忆：“我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参谋本部， 很快，参谋本部回电，说这个情报恐怕不准确。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我的报告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之后，英 国人和美国人连连摇头，说这简直是笑话。根本没有相信我的报告。 我又继续调查，之后再次发出电报，说不要轻视日本人的此次行动，以防万 一，出了事情就来不及了。 很快参谋本部又回电，大意是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是英美不相信。”
英美特工也就是在电影电视剧里表现得厉害，要论战略眼光，他们还真不如熟读《孙子兵法》的中方情报人员。
文强作为战略特工，在上海多次与日伪刀枪相见，也有几次被子弹擦过头顶，最后老蒋和戴笠看他已经引起了日伪的高度重视，就把他调回了重庆，然后又以第八战区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的身份，被派去作孙殿英的工作。
我们细看文强和沈醉的回忆录，就会发现郑耀先的一些经历跟他俩有些相似之处，但是沈醉明显不如文强——文强在上海当上校、少将级战略特工的时候，沈醉一开始是交通员，后来才晋升为情报组组长、行动组组长，最高军衔是少校。
文强可能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之一，但两人的结局却有很大差别：文强以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得身份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直在战犯管理所呆到1975年，在里面的日子，可比《风筝》中的郑耀先好过多了。
文强被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工资待遇高得令人难以想象。文强和沈醉最后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每月工资多少，下一篇文章再说，咱们最后的问题只有一个：《风筝》创作人员看起来是下了很大力气来研究史料的，剧中的很多事件，都能找到历史记录，那么郑耀先真正的历史原型，除了文强和沈醉，还可能有谁？
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