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高皇帝远（二）_风花雪月北上广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看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r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人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巿”,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了。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市”?“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了。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啊!

二 天高皇帝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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