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点将余秋里当中央政法委书记，他却说：我想回军队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开国中将余秋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根据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中央决定让余秋里接替彭真，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不久以后，邓小平专门把余秋里请到家里，向他说明了中央对他工作分工变动的安排。

余秋里却认为，自己过去从未从事过政法工作，对此并不熟悉，希望能重回军队工作。正好此时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将退出领导岗位，中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接替他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余秋里希望中央能把他和陈丕显的工作调换一下。

不久以后，余秋里托王震向邓小平转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做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邓小平深知余秋里在战争年代就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让他回到军队工作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于是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去征求陈丕显对此事的意见，陈丕显爽快地说：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9月10日，邓小平正式作出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就这样，余秋里回到了阔别24年的军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余秋里到总政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摸清了军队干部队伍的现状。当时军队干部队伍中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年龄偏大，年过半百的师长、年近花甲的军长不在少数；二是文化程度偏低，全军干部中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只占10%。余秋里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他说：“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

1983年初，总政党委开始研究调整军级领导班子，但各大单位报上来的调整方案里，新一届的军级领导班子年龄仍然偏高。余秋里对此很不满意，他决定把把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请到北京，共同研究此次调整方案。

3月15日，调整军级领导班子的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余秋里在会上说：“现在看来，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这个时机千万不能丧失。我们要利用这个好的时机，提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上来，趁老同志健在，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成长起来。”

这次会议共开了10天，在余秋里的推动下，总政重新调整了军级领导班子的配备方案。调整后的野战军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48.1岁，比调整前的56岁下降了7.9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6.8%，比调整前的42.5%提高了24.3个百分点。邓小平等军委领导都对此次调整十分满意。

余秋里在任期间，还积极推动军队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两用人才、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等活动，他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5年里

，全军有1900多名干部通过在职自学，获得大专毕业证书，12.7万多名干部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在职高等教育。

《解放军报》通联处原副处长刘铁生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参加军委扩大会，会上谈到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事情时，余秋里说：“要让全国各县的乡长都由转业干部和退伍战士来当。”还有一次，总政召开两用人才新闻发布会，余秋里举起手表，问某报纸的记者：“有没有这样大的字体？标题就用这么大的字！”

1983年5月，总政治部在金华召开军地两用人才经济交流会，余秋里到会并作了报告。余秋里上台时，服务员准备上前搀扶，但他却推开服务员，挥了一下自己的空袖管，跳上了讲台。

余秋里讲到一半时，掏出了烟，服务员见状，连忙上去准备给他点火，但他再次推开了服务员，自己取出火柴，并用两腿夹住，点燃了手中的香烟，动作非常麻利。

1984年，余秋里来到云南麻栗坡对越作战前线，召开参战部队座谈会。当时边境仍时有武装冲突，部队领导为保证余秋里的安全，拟定这次会议只开2个小时。但会议开始后，余秋里悠哉而听、侃侃而谈，会议从下午2点开到6点，这让总政秘书长栗光祥十分着急，他先后3次给余秋里递条子，提示时间已到。余秋里却全然不理，并对栗光祥说：“谁再催，谁就是右倾分子！”

余秋里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尽管身居高位，但他的亲人从未在他身上沾到光。1985年，余秋里的侄子余黑古考军校，成绩过了线，他专门进京来找余秋里说：“伯伯帮我打个招呼，让我进个好一点的军校。”余秋里却说：“没有必要。”后来余黑古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时，余秋里也没为他的安置打招呼。

余秋里的侄女余满秀在1986年当兵，第二年考军校，分数却不够，她于是给余秋里打电话，希望他能为自己打个招呼，余秋里却说：“没有必要，能上就上，上不了回家种田！”

1987年11月，余秋里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出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余秋里在总政工作的5年里，对进一步稳定部队、全面提高部队素质，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