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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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不仅是一部体大思精,流芳万世的历史巨著,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大放异彩的明珠。它的光辉,从古至今,有增无减,影响极其深远。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享年65岁。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朝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计划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因此司马迁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他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国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从而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然而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司马迁解释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官刑。三年后他才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识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明显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曾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由于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丰富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个洁身自好,另一个则不修细节;武帝所任用的官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而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各个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着重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艒、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千秋。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张良的传,读过后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更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如身临其境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而在《史记》中却相当多。《史记》的语言艺术,也世代受人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倾注情感,根据不同的场面、不同的心情而语调或短截急促,或疏缓从容,或沉重,或轻快,或幽默,或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深的造诣,还善于把二者融为一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则有很多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与当时的口语相差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有日常生活用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情感丰富、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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