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中对子夏的评价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得到子夏的人格形象。这个人谨慎好学，积极奋进，精通儒家的“礼”。但是他的不足在于，他学的这些礼乐始终没有成为对自己人格的陶冶。在这方面，克己修行的道路上，他始终稍微差了一些功夫。后来，孔子去世，弟子门把曾子和子夏相提并论，留下了“曾子传道，子夏传经”的说法。指曾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之道，而子夏传承了孔子的礼乐知识。
了解了子夏的形象，再来看“子夏问孝”这一章，就很容易明白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回答了。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色难”。一般人认为孝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有这些就足够了吗？这些是孝的全部吗？不是，还差一点，差哪儿呢？色难。
孔子点色难，就是针对子夏的性格而说的。很多人问过孝，如孟懿子、孟武伯、樊迟等。孔子回答孟懿子“无违”，不违背父母；回答孟武伯是“父母唯其疾之忧”，不要让父母忧虑、忧愁，整天操劳担心自己；回答子游问孝，就说孝在敬上。现今的人都说孝就是养父母，犬马也能养父母，小狗、小马呀，还有我们说的乌鸦反哺、羔羊跪乳，这些禽兽也知道养父母，但这些不足以称为孝，还得有对父母的恭敬。
这三种不同回答，针对的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三个不同的人。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这些回答绝对化，孔子说“无违”是孝，那就不违背父母的命令，进而说这是一种愚孝。实际上不是，孔子称孝为“无违”，是针对孟懿子而言，可能他经常与父母吵架，所以孔子这样教育他。孟武伯呢，可能经常爱在外边惹是生非，孔子教育他不要让父母担心。对于子游，可能在父母面前比较傲慢，孔子就教育他要有恭敬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题，行孝的方式自然也不相同。
子夏能够“恪守礼节”，但始终差一点，不能把礼节变成自己人格修养的一部分，变为一种自己心悦诚服地遵守的东西。就好比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能够遵守法律，但守法不是因为他打心眼里认可法律的精神，而是惧怕违法的成本太高，惧怕惩罚。或者说，周围人都这么多，我也就跟着这么做了，始终不是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该自觉、主动地遵守法律。建立不起来这种意识，就和子夏的毛病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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