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舆论恐惧除非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大致得到了与自己有社会关系,特别是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的认同,否则很少有人能感到幸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在其中被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间存在着道德观和信仰上的深刻差异。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分歧,有某种嗜好和信念的人会发现,自己在本群体中实际上是个异类,但在另一个群体中就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年轻男女听到了某些观念的传言,却发现它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都属于大逆不道。青年人很容易认为他们熟悉的唯一环境就代表了整个世界。他们很难相信,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群体中,他们担心离经叛道而不敢说出来的观点,会被看作人之常情。对世界的无知使人承受了大量无谓的痛苦,有时只限于青年时代,但贯穿一生的也不在少数。这种孤立不仅制造痛苦,而且让人浪费了大量精力来保持精神独立以对抗周围的敌意,最后还让人十有八九不的循自己思考得出的逻辑结论。勃朗特姐妹在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前没有遇到过一个志趣相投的人。这没有影响到勇敢豪气的艾米莉,她拥有克服孤独的消极影响的强大力量。因为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而批评者是错的。但是,内心力量如此强大的人并不多。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生活在一个有同理心的环境里才有幸福。当然,大多数人与其生活环境都是相互认同的。他们年轻时便接受了当时的偏见,并本能地让自己适应了周围的信仰和习俗。但是另外一些少数人群,包括几乎所有富有才智或艺术才华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抱持这种默认态度的。比如一个人出生在小乡镇,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一切有益于发展心智的事都会遭到周围环境的敌视。如果他想读些严肃书籍,别的孩子会鄙视他,老师也告诉他这种书会乱人心神。如果他喜欢艺术,同伴们会认为他不够男人,长辈们会认为他伤风败俗。如果他确立某种志向,无论这个职业多么令人尊敬,只要不是圈子里常见的,人们就会说他标新立异,劝诫他最好子承父业。如果他流露出任何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态度的倾向,他就会发现自己有了大麻烦。所有这些原因,使大多数出类拔萃的青春期男孩女孩都很不幸福。对于他们平庸的同伴来说,这或许是一段酣畅愉快的青春时光,而对于想要追寻一些更严肃的东西的他们来说,在他们出生的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在他们的同辈和长辈身上,这些东西都找不到。这种青年人可能会在大学里遇到知音,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幸运的话,毕业时找到的工作还能允许他们寻找默契的伙伴,住在诸如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的智识之士,一般都能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小圈子,在那里,他们不受约束,也不必矫饰。但是,如果工作需要他住在一个小地方,特别是他还必须对普通人保持尊敬的时候,比如医生或律师就大抵如此,他将会发现他一辈子都得强迫自己在朝夕相处的人面前隐藏自己真正的嗜好和信仰。他们从书里看到如果能去往某些地方自己将不再孤独,但他们没机会去往这些地方,连跟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艾米莉那种层次的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必须找办法减轻或避开舆论压迫,这样有智识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交往中获得快乐。然而,在很多情形中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却是过分畏惧。相对于不以为意的人,舆论对那些显然畏惧它的人要暴虐得多。狗对怕它的人比对蔑视它的人叫得更凶、下嘴更快,人性也有同样的特点。如果你露出了怕它们的样子,它们保证会穷追不舍,而如果你显得不在乎,它们就会怀疑自己的力量,并放过你。我主张的不是这些极端做派,而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特立独行,比如关于穿衣打扮。这类越轨行为如果是出于愉悦与率性,不是挑衅而是随意,即使最保守的社会也会容忍。渐渐地,人们或许会承认他有狷狂的资格,别人做了就不可原谅的事他可以做。这主要是天性温良与态度友善的问题。保守者之所以会被叛逆者激怒,很大程度上是把叛逆行为认作对自己的指责。以足够愉快、友好的态度向人们,甚至包括最愚蠢的人,表明自己并无指责之意人们是会原谅很多有悖传统之事的。对因趣味与观念的缘故而失去了社会同情的人来说,逃避舆论指责的这种方法却是行不通的。缺乏社会同情会让人感觉不适并充满攻击性,尽管他们表面上顺从或极力回避一切尖锐问题。与所属群体的习俗格格不人,人就会变得敏感、不快、缺乏开朗的幽默感。这种人如果换到一个不以他的观念为怪论的群体中,就可能变得判若两人。他会从不苟言笑、羞怯、退缩变成愉快、自信,会从生硬变成随和易处,会从以自我为中心变成外向、善于交际。所以,只要有可能,感觉自己与环境不相容的青年人就应该努力寻找其他工作,让自己有机会遇到志同道合者,哪怕这工作会让你的收入减少很多。年轻人往往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有限,以为走到哪里都有偏见,而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偏见。在这方面长辈们可以给予年轻人更多帮助,因为这需要主富的人生阅历。假定有个青年人的父母认定进化论是异端邪说,在这种情况中,让他与父母失和的不是别的,只是智识。与周围环境不相容固然不幸,但不必不惜一切代价一味回避。如果周围环境充满了愚昧、偏见、残忍,那不相容反倒代表了一种道德。伽利略和开普勒有“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有人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也一样。该做的不是让公众意识强大到令人畏惧,从而使这样的人担心自己的意见会激起众怒,而是怎样尽可能减少、降低这种敌意。青年人的价值未经证明时他很可能受无知者摆布,这些蒙昧者自认为有资格评论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如果有谁说一个人固然年轻却比社会经验丰富的他们懂得更多,他们便会义愤填膺。许多人经过艰苦抗争,忍受了漫长压迫,才最终挣脱愚昧的束缚,但已是满腔怨恨,心力交瘁。有种安慰人的说法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许多人便是基于这种说法认为青年才俊多历磨难亦无大碍。岂有此理。这种理论好比是说作恶必被捉,显然,捉到的都是凶手,但是有谁知道没有被捉到的凶手有多少?同样,为人所知的天才都是逆境里的突围者,但是有谁知道在青年时便被环境扼杀了的天才有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天才才会遇到的问题,它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摆脱束缚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怎样才能不必艰苦卓绝、不必心力交瘁便能摆脱束缚的问题。综上所述,不可以让青年人的道路太过曲折。年长者应该尊重青年人的想法,而青年人却不必听命于老年人。如果青年人试图去规定年长者的生活,比如反对单身父母再婚,那就与年长者试图规定年轻人的生活犯了同样的错误。无论老少,一旦到了能自主判断的年龄就有了选择的权利,必要的话还有犯错的权利。你不能把父母的异议当作放弃尝试的充分理由。如果不支持你想法的是专业人土,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入门者来说,专业意见是一定要认真听取的。原则上,一个人对舆论的尊重程度应以自我生存和不伤害他人为限过度的尊重其实是自甘臣服于不必要的专制,而这会从方方面面影响幸福感。事实上,那些明明买得起好车但却热衷旅行和藏书的人,比起亦步亦趋地生活的人会更受尊重。对舆论的真正轻视既是一种力量,又是幸福的源泉。一个社会若全是不过分世俗的男女,那么比起千人一面的社会定要有趣得多。贵族阶层的优点之一便是这个,因为出身决定了地位,所以乖张行为被允许存在。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不是明确反社会的,就应该跟着自己油然而生的趣味走。选择朋友时考虑的越来越多的是脾气相投而不仅仅是住址邻近。幸福是由情趣相投、志同道合者的相互联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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