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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104）
孟子曰：“王者之迹（䢋jì）（1）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晋之《乘（shèng）》（3），楚之《梼杌（táo wù）》（4），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5）。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6）。’”
【译文】（104）
孟子说：“天子采集歌谣的制度废止后，《诗》就告终了；《诗》告终后，《春秋》一类的史书便出现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这一类。它们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文字则是出于史官之手。（至于孔子的《春秋》则不一样），孔子说：‘《春秋》褒贬善恶的大义，则是我私下从《诗》中借来的。’”
【注释】（104）
（1）迹：当为“䢋（jì）”之误，说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䢋（jì），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尚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
（2）《春秋》：共有三义：一、西周末期至东周各诸侯国编年体史书的通称，如《墨子·明鬼》称“吾见百国《春秋》”。因其为编年体，“以二始（注：指春和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故称春秋。二、特指鲁国的国史。如下文“鲁之《春秋》”。三、孔子根据鲁国的国史加以整理删定，被后世称为“经”的《春秋》。这里用作第一义。
（3）《乘》：晋国史书。赵岐注：“‘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
（4）《梼杌（táo wù）》：楚国史书。赵岐注：“梼杌者，嚚（yín）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朱熹《集注》：“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
（5）史：历史。赵岐注：“其文，史记之文也。”
（6）其义则丘窃取之：据记载，孔子晚年编订《春秋》，在记述历史的同时，还寓褒贬于文辞之中，形成所谓的“微言大义”，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认为，孔子加《春秋》以大义，是对古代采诗制度的自觉继承，是以庶人之身行天子之事，故称“窃取之也”。
【本期解读】（104）
本章论孔子作《春秋》。孟子曾将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相提并论（见6.9），看作是文明史上的大事。大禹、周公乃古之圣王，诗教乃其王道政治之具体举措。据记载，古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叫作“遒人”或“行人”。每岁孟春，他们摇动木铎，将古代圣王谟训宣布到全国各地。同时采集民间诗歌，献之朝廷，“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然而降至东周，王道衰微，诸侯骄纵，“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并非说《诗》三百散亡，而是说采诗制度被破坏，实际指礼崩乐坏、王道政治终结。自此以后，政治中心由天子降至诸侯，记载齐桓、晋文霸业的史书纷纷出现，此即“《春秋》作”也。然而在孟子看来，诸侯所修之《春秋》并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人间的公正、正义，因为修史不只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记录，还包括对历史的评价和批判。根据王道理想，只有有德的天子才有资格撰修《春秋》，才有资格对诸侯的“邪说暴行”做出评判——此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然而东周以降，周天子衰微不振，已不能担此大任，故孔子以布衣之身，行天子之权，对鲁《春秋》进行重新编订，将“春秋大义”灌注其中，通过隐约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致使“乱臣贼子惧”。这样，《春秋》便不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体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大法”，孔子作《春秋》也可以与大禹、周公的功业并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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