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沈约与佛教_中华佛教文学史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吴兴沈氏是源远流长的江东士族，本来有着信仰道教的悠久传统。他的父亲沈瑛以参与宋文帝刘义隆太子刘邵等人谋反黻杀,刘邵等人迷信道教。陈寅修论东南滨海地区天师道，也曾举出
吴兴沈氏一例，说“据此，则休文受其家传统信仰之票习，不言可知”;“迨其临终之际，仍用道家上章之法。然则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香国中古文化史也”④。沈约本人与当时正在盛行的上清派道教有密切关系。上清
派茅山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于永明二年(484)为兴世馆主，“一时

名士沈约、陆最真、陈宝识等咸学焉，弟子百余人”①。染台建，沈约与陶同为秉策佐命者。天监初年，沈约作《均圣论》，陶有《难镇军沈约《均圣论》》，沈约继有《答陶华阳》，往复辦难。天监七年(508）,陶改名氏日王整，官称外兵，沈有《奉华阳王外兵诗》。沈约作品里与陶弘景酬赠的还有《酬华阳陶先生诗》等。“齐梁间侯王公卿从(陶)先生授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惟徐勉、江祐、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瀹、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篲之礼;绝迹之后，提引不已。”②可见沈约与陶的密切关系。沈约结交道士，写作相关作品也不少。
而沈约从早年又已接受佛教。他有《长栖神精舍铭》,其中说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厕番麾,预班经创之始;今重游践，览旧兴怀,固为此铭”③。朱泰预元年(472)禁兴宗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沈为其记室参军，同年八月蔡卒。这篇作品是此后三年的元(原作
“永”)徽三年（475〉所作，是现存沈约护法作品中年代可考最早的一篇。
加深沈约佛教信仰的重大机缘是他投身文惠太子萧长懋和竟
陵王萧子良门下。萧长懋以建元元年(479）为雍州刺史,封南郡王,出镇襄阳，其时沈约为征房记室,带襄阳令,在军中曾作《为南都王让中军状》(建元二年,萧长懋为中军将军）。建元四年,长懋立为太子，“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会稽虎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顾、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④。
沈约时为东官步兵校尉、掌书记，被亲重。而竞陵王萧子良与文惠太子志趣相投，更结纳文士,于鸡笼山开西邸,起古斋，多集古人器服以充之,讲习学术、经教。“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①。其时萧行和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交好，这就是所谓“竞陵八友”②。文惠太子、竞陵王结纳文士，显然有政治意图。武帝病重，子良侍医药。
以萧衍、范云等为仗内军主。其时王融曾矫诏立子良，因而被杀。
后来萧關业立为帝，子良死,史称“帝常虑子良有异志，及薨，甚悦”⑧。从中可窥知其中隐微。
竟陵王与文惠太子甚相友悌，同好释氏。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豆、众僧，讲说佛法，有关著述梁时集录为十六帙一百一十六卷,号《净住子)。道宣赞扬它们是“崇仰释宗，深达至教,注释经论,钞略词理，掩邪道而辟正津，弘一乘而扬士众”④。文惠太子和竟陵王经常组织讲论佛法的大型法会,沈约是积极参加者之一。
现存《为文惠太子解讲疏》是为建元四年(482)四月至七月“集大乘
望僧于玄面园安居•回所作，《为齐竞陵王发讲疏》则是“水明元年
(483)二月人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饑”©时所作;又有《为齐竟陵王解讲疏»等。而他的《和王卫军解讲》四诗则是和王俭的，王于永明元年为卫军将军。沈约初为东阳太守时,曾携释国师、草堂寺慧约同行;三年后罢郡，又一起还都。沈约对他们“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漏。以沈词翰之盛，秀出当时,临官莅职，以同居府会，空意往来,兴以朱门莲户为隔。齐建武中谓让日：‘贫道昔为王、褚二公供养，遂居令仆之省。檀越为之，当复人地矣。，”①这是沈约和名僧交往的一例。
“(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沈约早年有《和竞陵王游仙诗二首》，《四库»本《古诗纪》卷八三题下有注日“王融、范云同赋”③,可知西邸学士大抵又是兼容佛、道的。到萧衍即位后的天监
三年(504)，发布舍道归佛诏书，表示“宁在正法之中长论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升天”④。这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沈约晚年更倾心佛法，和他个人的境遇和思想有关系。他在《内典序»里说：“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这里讲到儒、释关系，与前面所引《均圣论》的说法一致，表明在他的内圣、外圣均一的理解中，佛教被认为是终极之道。在天监年间，他写下更多的礼佛、舍身、忏悔等作品，还作有《佛知不异众生知义》《六道相续作佛义》《因缘义》
《形神论»等多篇护法论著。梁武帝曾命處闸、到溉、周舍等编篆《佛记»三十卷,命沈约为序。在当时发达的义学中,他的这些论著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认为“佛者，说也;觉者，知也。凡夫之与佛地,立善知恶，未始不同也”;而决定这普遍的佛性的，则是“知性，“众生之为佛性，实在其知性常传也”回。这样，把“佛性”看作⋯知生”，欢际是返收碼家的认识论，指出了实现“佛性”的现实途径。
他主张因缘相续，“一念之问，众缘互起”の,“有此相续不灭，自然因果中来”①。他说，假如今生陶炼之功渐积，则来果所识之理转精，如此不断不绝，即可作佛;假如今生无明，来果所识转暗，则处于六道轮回之中不得解脱。由此。他一方面指出;修道前途，另一方面说明因果报应之理。具体到生命个体，他依据大乘空观，以为“寻六尺所本，八微是构(指地、水、风、火•四大？和色、香、味、触“四微’），析而离之,莫知其主。虽造业者身，身随念灭”②。由于一念既召众缘，众缘各随念起，所以“—念而暂忘，则是凡夫;万念而都忘，则是大圣”③。这则是“顿悟”说了。在形、神关系上，他主张“神不灭”论。这是当时思想界争论的重大课题。齐末,本来也是西邸学士的范缜，著《神灭论》,批判佛教的有神论。沈约作《神不灭论》加以反驳。人梁,梁武帝又命朝豆论驳，沈约亦积极参与，作《难范缜神灭论》。他认为：“总百体之质谓之形,总百体之用谓之神”，因而从体、用关系看，二者是不合一的：耳、眼不同形，而神用则一;形是渐灭的，但形病神不病。据此他得出形灭而神存的结论。这种“神不灭论”成为他确立信仰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沈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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