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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特使，整个罗马城几乎没有几人能在影响力上超过塔基·文图里。他是政府各大厅的常客，常常在各部办公地点间往来穿梭，犹如一位非凡的权力掮客。那些年里，他造访各个政府部长及其下属达数百次，不仅代表教宗向他们寻求援助，还代表了许许多多其他人，这些人都懂得，想要获取法西斯政府的援助，最佳途径便是将事情托付给塔基·文图里。
这位耶稣会士行事十分谨慎，但是他和墨索里尼的密切关系还是被人注意到了。罗马人戏称他是“墨索里尼的告解神父”，并认为这位在幕后掌握实权的人每天都要同墨索里尼会面，一份德国报纸则将他称作是墨索里尼的拉斯普京。
虽然在庇护十一世眼里，塔基·文图里不过是将他的请求和关切传达给墨索里尼的一个角色，这位耶稣会士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就像梵蒂冈其他人士一样，他认为教宗不够关心意大利犹太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他便自作主张，多年以来反复警告墨索里尼这一所谓的隐患。
在他于1926年夏天起草的一份档案里，塔基·文图里认为，“遍及全球的犹太—共济会财阀”是教会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他呼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包括组建“秘密警察”，用于监视意大利的犹太银行家。政府还应当禁止证券交易，因为在他眼里，证券交易是“神秘主义帝国最强力的手段”。此外，由于全世界的媒体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和共济会手里，政府也就需要在所有牵涉商业和金融的话题上限制媒体的自由。他们必须意识到犹太—共济会财阀是全世界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所在。
尽管教宗和梵蒂冈的普遍观点是站在同一阵线上，认为中欧和东欧的大量犹太人对基督教社会造成了威胁，但他总是将意大利稀少的犹太人口排除在这份担忧之外。然而他的耶稣会特使却对这三个地区的犹太人一视同仁。1926年，塔基·文图里将一本别人题献给他的手册送给了领袖，这本近期出版的十五页手册题作《犹太复国运动和天主教》（Zionism and Catholicism）。这本手册先是回顾了基督教对待犹太人的历史态度：犹太人背叛了基督，于是天主惩罚他们，令他们永世流浪，还对他们施加了诅咒；接着这本手册谈起了犹太人带来的更直接的威胁，其作者警告道：“没有人能够怀疑，犹太教徒在全世界开展可怕、邪恶和毁灭性的运动。”犹太人试图掀起激进的革命，“摧毁当前的社会，并由他们自己主宰世界，这一行径正是出于《塔木德》（Talmud）的教导”。墨索里尼收下了这本手册，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有没有阅读它。
基本上，每个月塔基·文图里都会单独面见领袖，这一状况定然会引人嫉妒，乃至引人愤恨。1927年的一个周六，他进入了罗马的耶稣教堂，这个他每周聆听教徒告解的地方。这栋庞大的16世纪巴洛克建筑矗立在城市的中央，是罗马最重要的耶稣会教堂。那天，当他走过光线昏暗的教堂走进他的告解室时，被一块宽大的写字板吓了一跳。他查看了写字板上的印刷字体：
文图里，文图里，文图里——
如果他们干掉了你的贝尼托——
你的帝国也将彻底陷落
赶紧向天主祷告，愿他们不着急动手。
这位耶稣会神父并非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匿名警告，可他不会轻易被吓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刺客的刀下一轮对准的竟然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塔基·文图里。
* * * * *
消息很快就散布开来。六十七岁的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那个同时深受教宗与墨索里尼信任的人，险象环生，逃过一劫。根据他后来的讲述，当听到一位小伙子想要见他时，他正在耶稣教堂近旁一栋建筑的办公桌前办公。他告诉门房让小伙子进来。这个小伙子进门后从外套里抽出一把刀，一言不发地举刀刺向这位耶稣会士的脖颈。这位神父本能地向后一缩，并全靠这番条件反射才得救，伤口差一点就开在颈静脉上。这位刺客随即逃了出去。满身是血的耶稣会士不知所措，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厅，他的同仁赶忙上前对其进行救助，刺刀仍旧插在他的脖子里。
第二天，也就是1928年2月29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了这则新闻：“塔基·文图里神父是一位耶稣会学者，也是教宗与墨索里尼总理之间为‘罗马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安排的联络人，昨日一位小伙子出于未知的缘由试图伤害他的性命，最终导致他受伤。这位小伙子行刺的原因尚不明确，他进入神父的宅邸，用裁纸刀刺入了神父的脖颈。”报纸还补充道：“梵蒂冈圈内不乐于谈论这起事件。”
这个刺杀塔基·文图里的人到底是谁？这一行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米兰的《晚邮报》猜测这一阴谋的背后人物试图打击法西斯党的耶稣会一翼，而塔基·文图里曾任耶稣会总会长，人们猜测他正是这股势力的实际领导人。其他人则认为，这番暴力的背后人物是耶稣会异见人士，他们对塔基·文图里以及他不断巩固梵蒂冈—法西斯联盟的活动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塔基·文图里竭尽全力说服警方，让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成为国际刺杀行动的刺杀对象。当警方提出疑虑时，他出示了自己的证据，而这一证据也很快被媒体捕捉到。3月1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出一则新闻，题作《罗马刺杀事件暴露反墨索里尼阴谋》（Anti-Mussolini Plot Seen in Rome Stabbing），报道指出，这一阴谋中包含一份“黑名单”，列出了计划刺杀的对象，而这位耶稣会士在其中名列前茅。
塔基·文图里告诉警方，他最近从一个信息灵通、非常可靠的来源处收到了一份机密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流亡巴黎的著名反法西斯人士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列出了一张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准备对他们进行刺杀。名单上位列第一的是墨索里尼，而位列第二的便是塔基·文图里。塔基·文图里所指控的幕后黑手足以引起警察的警惕，因为在那些批评墨索里尼的人士当中，萨尔韦米尼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萨尔韦米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一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社会党代表进入国会。他撰写了许多著作，谴责独裁统治，并在1925年短暂入狱，随后逃离出境。
警方对塔基·文图里的断言持有疑虑，他们不认为像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这样享誉国际的学者会组织一系列刺杀行动。这种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即便这样的阴谋确实存在，那么它将塔基·文图里列为墨索里尼之后第一重要的刺杀对象，也让人觉得牵强。
警方并没有将塔基·文图里的说法当真，反而想要调查他的私人生活，这令他十分焦躁。为了阻止这一进展，他试图让墨索里尼介入调停。3月19日，他前去同领袖会面，迫切地想向墨索里尼证明，自己已经成了反法西斯阴谋的刺杀对象。他把这份阴谋的介绍材料交给墨索里尼，而后者早已从线人手里获知了这一情报。
罗马的警察局局长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即便只是粗略地浏览一番，也能看出这份材料的可信度不高。消息来源声称，他曾在巴黎安排与萨尔韦米尼见面，提出为这位流亡教授提供援助。这位五十四岁的教授不仅在不清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答应同他见面，而且还直截了当地将刺杀阴谋的所有细节透露给他。警察局局长认为，像塔基·文图里这样聪明且深具城府的人，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真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更别说他居然认为自己能说服别人相信，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对于警察局局长来说，唯一的问题在于，到底是别人给他准备的这番说辞，还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
警方不停地要求这位耶稣会士透露这份报告的原作者身份，然而塔基·文图里拒绝了这个要求。警方最终还是查明了原作者的身份：他确实是一位臭名昭著的阴谋家，曾经因散布荒诞不经的传闻而触犯法律。
警察局局长认为，塔基·文图里的实际动机是想要摆脱警方的调查。3月20日，一位警方线人的报告证实了他的怀疑。“我们从梵蒂冈得到确认，”这位线人写道，“不想查明袭击者（他很清楚这人是谁，所以也很清楚受袭的原因）身份的正是塔基·文图里本人。”
十天后，秘密警察负责人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写道，本案件的最新情报解释了塔基·文图里的怪异行为。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耶稣教堂的耶稣会士没有声援塔基·文图里，而是选择对这一切缄口不言，因为他们并不打算配合塔基·文图里的行动：那个袭击塔基·文图里的小伙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便是塔基·文图里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6月，警察局局长给出了他的最终报告，给这项调查画上了句号。塔基·文图里本人对事件的描述前后矛盾。如果他当真遭到刺客的刺杀，那他为什么不出声呼救，反而让刺客逃走了？为什么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向警方报告这起袭击？受伤的神父去医院包扎伤口，而警方是从医院获知了袭击的事情。
那个袭击塔基·文图里的小伙子在接待室里坐了很久，久到已经被人记住了样貌。据事发隔壁房间的一位神父说，他进入塔基·文图里房间不久后，里面传出了怒吼声。塔基·文图里却说，那位身份不明的访客刚刚进来就发动攻击，并且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此外，刺客使用的武器也存疑。那把武器是一把沉重的开信刀，设计别致，由黑色的木手柄和锋利的金属刀刃构成。警察检视这把不同寻常的武器时，惊讶地发现它和塔基·文图里自己使用的开信刀一模一样，而这位耶稣会士则声称武器是刺客随身携带的。警察认为，一个国际政治刺杀队伍竟然会将开信刀选作他们的武器，就算它很沉重、很锋利，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此外，伤口的状况也引发了疑问。据塔基·文图里所言，这位所谓的刺客持开信刀的方式类似使用匕首的方式，并且试图刺入他的脖颈。尽管它没有刺中颈静脉，却还是扎进了脖子，流出了大量血液。但是医生的检查报告却显示塔基·文图里的脖子上并没有很深的刺伤，反而有一道又浅又长的伤口。举刀刺杀的动作不太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更别提一把刺入脖颈的刀。对耶稣会士当天服装的检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衣服上沾有血迹，但是出血量并不大。虽然塔基·文图里声称耶稣会同仁们看见了刺入脖颈的那把开信刀，但是没有任何人确认这一情况。
2月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局局长能够确认的就是，这起袭击肯定跟反法西斯阴谋没有任何关系。神父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和某人发生了口角，而且这个某人跟他非常熟络，盛怒之下从塔基·文图里的书桌上捡起一把开信刀，将它抛向了神父。这场袭击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并不牵涉政治因素，而这也正是这位耶稣会士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警方找出袭击者的原因。
在这起案件中，有一条调查路径是警察局局长没有深究的。在最终报告中，他承认自己没有探究神父和这位小伙子有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警方并不愿意深究这位耶稣会士的私生活，更别提他同这位男孩或者小伙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了，毕竟他同教宗和墨索里尼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排除掉政治刺杀阴谋的可能性，他们就乐于给案件画上一个句号。袭击者最后也没有被逮捕归案。
警方线人称，塔基·文图里干扰警方调查的诸多举动，教宗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这一事件丝毫没有影响教宗和墨索里尼对耶稣会士的重视。不久之后，他又将代表教宗同领袖会面。也许，这一事件引发的猜疑反倒使得塔基·文图里做出了过度的补救，因为他急于赢回领袖的信任。5月，在一封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向领袖保证自己“既是称职的耶稣会士，又是称职的法西斯党人”。
* * * * *
警方线人从梵蒂冈源源不断地发来报告，表明教宗当时正在处理好几起娈童指控，受到指控的乃是他最亲近的几位神职人员。在教宗年轻的时候，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就在米兰同他相识了，此人如今主掌教宗平日的各种仪式，经常伴随在庇护左右。政府当局安插在梵蒂冈的线人呈递过许多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位蒙席遭到的指控，他同许多男孩和小伙子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线人称教宗曾下令对这些指控进行秘密调查。在梵蒂冈调查员的审问下，一位小伙子透露卡恰曾经将自己诱骗到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发生了性行为。当这起事件在梵蒂冈传开时，教宗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谈论。然而此事并非教宗处理的第一批类似事件。教宗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尔蒙席也曾被指控同少年发生性关系。梵蒂冈内部人士会在教宗背后开他玩笑，说当教宗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他的“身边跟着两个娈童者，分别就是卡恰和桑佩尔”。庇护接待公众时，卡恰和桑佩尔确确实实站在他的两侧。
虽然两人都遭到指控，他们各自的命运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自南美的桑佩尔不像米兰人卡恰那样，早年就和教宗攀上了交情。到最后，他将因为丑闻身败名裂。庇护十一世不但没有将桑佩尔晋升为枢机，还突然于1928年末在没有给出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形下解除了他的职务。由此往后，这个曾经在梵蒂冈最惹人瞩目的桑佩尔，便从公众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
而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卡恰将面临满城的流言，风传他喜欢将男孩带进卧室。数位警方线人也就此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秘密报告，详细地描述了其中肮脏的细节。
如果没有墨索里尼布下的间谍网络，这些梵蒂冈的秘密就永远不会曝光。即便是今天，圣座已经向学者开放了藏于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部分历史资料，教会官员仍旧收走了那些涉及敏感“人物”的资料。所幸，墨索里尼布置在梵蒂冈的间谍网络实在是太扎实了。这些间谍不仅包括三到四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还包括梵蒂冈平信徒，以及能够获取梵蒂冈高层资料的天主教徒，比如埃马努埃利·布鲁纳托（Emanuele Brunatto），这位实业家同加斯帕里枢机来往密切，布鲁纳托也确实曾向墨索里尼报告过卡恰的不端行为。
1926年，墨索里尼的性命屡屡遭到威胁，于是他撤掉了国家警察总长，让时年四十六岁的阿尔图罗·博基尼（Arturo Bocchini）取而代之。博基尼一生参政，上位之前担任过地方省督。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法西斯狂热分子，但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审时度势，很快就向新政府投诚。在接下来的年岁里，他悄无声息却非常娴熟地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既为警方提供情报，也为墨索里尼提供情报，很快就成了领袖麾下最有价值的人物。
博基尼每天上午都会同墨索里尼会面，向他展示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线人报告。博基尼聪颖、高效，并且将所有精力都献给了他的职业，然而他生性并不残忍，只是做事求全责备罢了。到1927年底，他已经将警方所有的监视力量都集中到自己手里，长期监视对象超过十万人。他的工作并非监视个别人物，而是时刻掌握全体意大利人的脉搏。他的报告使得领袖能够获知社会公众的情绪，没有他，领袖身边就全是一堆溜须拍马的人。
博基尼组织间谍网络的方法是选拔线人头目，由他们负责管理各自的情报子网络，而这些子网络头目也会频繁地发展下线。博基尼有位高挑、迷人的情妇，名叫比切·普佩斯基（Bice Pupeschi），便掌管着最为重要的一个子网络，这位已婚但和丈夫分居的少妇足足比博基尼小了十四岁。博基尼将她安排在罗马的一间公寓里，这里不仅是他们两人的爱巢，也是她同几位重要线人交接的地点。
恩里科·普奇（Enrico Pucci）蒙席于1927年被这位警察总长收买，算得上他手下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之一。普奇从庇护十世任期开始在梵蒂冈供职，后来他负责主持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圣玛利亚教堂，离梵蒂冈并不太远。1919年，他返回梵蒂冈，在教宗手下担任国内教长以及罗马天主教报纸《意大利邮报》的主编。1923年，正是普奇撰写文章，公开了教宗希望斯图尔佐神父从人民党主席位置上引退的意愿。普奇会定期发表时事通讯，报道梵蒂冈的各种新闻。他有着非常广的人脉关系，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梵蒂冈的首席新闻官。普奇虽然没有太多机会晋见教宗，却常常同加斯帕里枢机会面；此外他同枢机和地方主教共饮咖啡或者共进晚餐的身影，也常常能在罗马的餐厅和咖啡馆里见到。
墨索里尼正是通过这个情报网络，获知了卡恰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1928年，墨索里尼的线人发现有两个男孩从这位蒙席的房间里出来。当他们被这位线人逮住并遭受质问时，两人详细地讲出了他们与卡恰的不正当关系，乃至细致地描述了他的卧室。墨索里尼获知这一情报最初便是通过一个特殊人物，他在警方文件中被标识为“梵蒂冈出名的线人”。此人显然在梵蒂冈位高权重，但是其真实身份至今无法探明。在1925年至1934年间，他提交了大量机密报告，许多都直接送到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而领袖则以极大的热忱翻阅了这些报告。
1928年，在报告卡恰近期的不端行为时，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补充道，博尔格（负责梵蒂冈的罗马警察片区）的警察局局长和梵蒂冈官员相互勾结，阻止这些指控传到外界。而这绝不会是罗马警察最后一次帮助梵蒂冈隐瞒卡恰蒙席同小伙子们的不正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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